玛丽·罗杰疑案[1]（第13/19页）

“在进一步探讨下去之前，让我们来考虑一下那个被人推测的谋杀现场，即在鲁尔门附近的树林里。虽然这个树林很茂密，但是它位于公路的附近。在树林里有三四块大石头，形成了一个有靠背和凳脚的椅子状的东西。人们发现上面的石头上有一条白色的衬裙；在第二块石头上有一条丝绸围巾。人们还发现了一把阳伞、一双手套，以及一块手帕。那手帕上有‘玛丽·罗杰’的名字。衣服的碎片散布于四周的枝杈上。地面被人踩踏过，矮树丛被弄断了，这些都是剧烈挣扎的痕迹。

“虽然林中的发现博得各报刊的喝彩，而且人们一致认为它就是暴行的确切地点，但是我们得承认，有某个很好的理由可以质疑此观点，那就是案发现场。我可以相信、或者也可以不相信它——但是有非常充分的理由让人怀疑它。如果像《商报》所推测的，案发现场真的是在圣安德烈街附近，假设凶手仍然滞留在巴黎，那么他们自然就会对公众的注意力被敏锐地引到了正确的方向而感到恐惧；于是，在某种心理状况下，他们就会很快地意识到有必要尽力地分散人们的这种注意力。因此，既然鲁尔门的灌木丛早已被人怀疑，那么他们自然就有可能会有把物品放在后来它们被人发现的地方的念头。尽管《太阳报》这样推测了，可是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些被发现的物品已经放在灌木丛中有不短的时间了；然而，这里倒还存在一个非常间接的证据来证明它们是不可能一直在那里的，因为从那个不幸的星期天到男孩子们发现它们的那个下午的二十天当中，它们不可能没有引起过别人的注意。《太阳报》应和了其他报纸在它之前发表的观点，它这样报道，‘由于下雨，一切都严重发霉，并粘在一起了。有一些物品四周和上面还长了草。阳伞的绸面很坚实，但是里面织线已经全部分解腐烂了。上面的部分是双层和折叠的，也都发霉破烂了，并在伞被打开的情况下开裂了。’关于那些草，即所谓‘有一些物品四周和上面还长了草’，很明显，这个事实只能靠语言、即靠两个男孩的回忆陈述来证实；因为这些男孩移动了物品，并在第三者尚未看到前把它们带回了家。可是草是会长出来的，尤其在温暖潮湿的天气情况下(就像谋杀发生的那段时间)，它可以仅仅在一天里就长出两三寸来。一把阳伞放在新覆上草皮的地上，也会在短短一周之内被新长出来的草完全遮掩的。关于发霉现象，《太阳报》编辑是如此执拗地坚持着要表述出来，他把发霉的意思在我们所摘录的那么简短的段落中提及了不下三次，难道他真的没意识到这个发霉现象的实质吗？他有否被告知，这种霉体是种类繁多的真菌中的其中一种，它最典型的特征是能在二十四小时内长出来并衰亡？

“因此，我们一眼就能明白，那些被用来最成功地证实这些物品已经在树林里 ‘至少有三四周时间’的证据，其实是最荒谬而无效的。另一方面，人们又很难以相信这些物品在那个树林里的时间是长于一周的——即长于两个星期天之间的时间。那些对巴黎附近了如指掌的人都明白找到一个隐蔽处是极端困难的，除非那地方离郊区很远。这样一个在树林里草丛中的，未经勘探的，或者甚至说是少有人涉足的隐秘处，是一下子想不到的。就是让那些打心底里热爱自然却依然被职务牵绊于这大都市的尘土与繁忙中人——让他们中的任何一位去尝试一下，哪怕在平日，让他在立刻就包围着自己的自然美景中消除对独处的饥渴。接下来，每走一步，他都会发现，那不断增长的魅力被一些歹徒或一群闹饮狂欢的流氓的声音和人身侵扰所驱散。他就发现在茂密的树林里寻找清静是徒劳的。那里是乌合之众出没的特殊隐蔽地——那里有最被亵渎的庙宇。漫游者立刻就会从心里感到厌恶，并逃回繁华的巴黎，巴黎不会比那里更令人憎恶，因为它并非如此不协调地充满了污秽。可是，如果在一周的工作日中，城市的附近都是如此被骚扰，那安息日就更厉害了！尤其是现在，当城镇流氓被免除了工作的权利，或者说失去了惯有的犯罪机会，他就会寻找到城镇的近郊，这不是出于对乡村的喜爱，其实在内心他鄙视它，而是为了逃避社会的束缚和陈规。他渴望的不是新鲜的空气和绿树，而是乡村的完全自由。于是，他在那个路边旅馆里，或是在树林中，除了他的伙伴，他不被任何目光所监视，沉溺在一切疯狂而无度的虚假狂欢中——那是自由和酒精的联合产物。当我重复陈述那些物品在长达超过一周的时间内，在巴黎近郊的任何一个树林里都一直没被发现过的情况时，很明显，这对于每一位冷静的旁观者而言，几乎就是奇迹，对此，我就不用再赘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