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第2/6页）

我记起前一天自己和布雷克的谈话。当他问我手头是不是有一个“药品案”时，我以为他指的是斯卡夫朗的那个违禁药品案。原来，他说的是阿波提根制药公司的案子。他以为我是因为这个案子才心神不定的。

毫无疑问，他这么想，是完全有道理的。如果我听从凯伦的建议，按部就班地研究一下备审案件表，找找哪个案子的诉讼双方有必要冒着敲诈勒索法官的风险来争取胜利，那么这桩案子无疑会轻轻松松脱颖而出，成为最有可能的选项。

看完《华尔街日报》的文章后，我又点进了“理性投机”网站，昨天正是这家网站的记者打来了电话。听杰里米的意思，这家网站专写一些不入流的八卦报道。结果，我发现情况比设想的要复杂许多。史蒂夫·波利蒂发表的报道是“阿波提根胜诉无望——大型专利诉讼案开庭在即，原告方诉讼请求打动法官”。

这行标题就像一记耳光打过来。什么？我被打动了？我什么时候被打动的？几分钟前，我听都没听说过原告方的诉讼请求，怎么就被打动了？

我接着向下看，文中写道，“斯科特·桑普森法官身边的知情人士”说我“准备支持帕尔格拉夫”，还说我正在对阿波提根制药公司施加压力，令他们妥协，因为“原告胜诉是必然的”。

这个所谓的“知情人士”只是波利蒂自己虚构出来的吧。

胃里传来一阵滚烫的灼烧感，我忍不住冲着电脑屏幕愤恨地咒骂起来。这下，大家都以为我的办公室里出了个什么知情人士，而且我还会把各种乱七八糟的想法都告诉他，悄悄地给他透露一些绝密的信息。如此一来，人人都会更加留心地关注我。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我已经因为斯卡夫朗的案子要接受审查了。

再往下看，情况就更糟糕了。报道的结尾处有一条更新，不对，是一条“最新资讯！！！”

“自本篇报道发表之后，阿波提根制药公司的股票价格大幅下跌。今日开盘价格是92.72美元，现在已经下跌了6.44美元。诸位，跌幅达到7%啊！恭喜诸位做空[6]的高手！”

波利蒂没有费口舌解释其中的运作规律。众所周知，对于股票而言，市场预期是颇为重要的。阿波提根的股票价格跟新药普瑞瓦利亚能否成功息息相关。看了这篇报道，股票分析师难免会担忧诉讼案不容乐观的前景有可能带来不良后果。波利蒂的虚张声势、危言耸听竟然能引起现实世界里真金白银的增减，这让我感到愤慨不已。

最令我生气的是，这篇报道严重扭曲和捏造了我的形象，而我对此却毫无还手之力，只能看着这个满口谎言的博客徒生闷气。我把电脑显示器当成了波利蒂，狠狠地戳了一下开关。

有几分钟，我就这么气呼呼地坐在那儿，满肚子都是对这个记者的仇恨。然后，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重新把显示器打开了。冲着一个网站大发雷霆是无济于事的，眼下最重要的是拯救我的女儿。

还有一篇报道没查，说不定这一篇带来的关注度和造成的影响力更大。我返回搜索引擎，输入“斯科特·桑普森法官 纽约时报”。

《华尔街日报》关注的焦点是“帕尔格拉夫诉阿波提根案”涉及的市场问题，而《纽约时报》则从人性角度出发，将这桩诉讼案称为“当代的大卫与歌利亚[7]”。

此时，我已经完全了解这个事件中的“歌利亚”了，而这篇报道中则介绍了被比作“大卫”的丹尼·帕尔格拉夫。他是一个不受雇于任何公司的自由化学家，平日里开着一辆老旧的旅行车。他改造了这辆车，以用过的植物油当作燃料。那些植物油都是他亲自去饭店里收集的，为此，他跑遍了自己居住的宾夕法尼亚州中部小镇的大小饭店。

帕尔格拉夫是一名科学奇才，十三岁时成功申请了人生中的第一项专利，十七岁大学毕业，二十一岁就拿到了博士学位。此后，他接连在几个制药公司从事产品研发工作，但是却对于这类公司的狭隘视野深感不满。最后，他决定自己单干，于是便在家中成立了一个实验室。没有了老板的干预，他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试验各种出人意料的革命性想法。当他觉得正在进行的实验将要有所突破时，他能不眠不休地连续工作三十个小时以上。一旦有了新的发现，他就去申请专利。然后，他再设法引起大公司的兴趣，让他们能把自己的创新成果投入生产，并投放市场。

迄今为止，他最成功的一项专利是一种酶，可用于生产低致敏性的婴儿食品。只是这笔生意在两年前就没得赚了。那家一直为这项专利掏腰包的公司已经跑去购买另一种酶了。

不过，当他正忙着寻找下一个发财机会时，却突然发现自己其实已经坐拥一棵硕大的摇钱树了。早在六年前，他就曾经折腾过PCSK9蛋白质。他推测PCSK9跟糖尿病有关，于是草草地弄了个PCSK9抑制剂出来，并且赶紧申请了专利。结果后来发现，他提出的PCSK9跟糖尿病有关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所以他就把这事儿抛在脑后了。直到几年前，各大制药公司纷纷在PCSK9抑制剂的研发上狠下重金，相关的新闻报道也层出不穷，他才又记起了这回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