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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本可以站出来,当即宣布自己才是这场角逐的胜利者。但是,帕尔格拉夫知道,从市场角度来看,他的PCSK9抑制剂不够切实可行。他并不知道要如何大量生产这种抑制剂,而且,他的抑制剂不能口服,必须直接注射到血液中。不过,他有专利权,可以证明自己是第一个发明PCSK9抑制剂的人。因此,他只要耐心地等待就行了,哪个公司先将PCSK9抑制剂投入临床试验,他就起诉哪个公司。

根据专利权法,你原本打算将自己的发明用于何种用途,并不要紧。如果你发明了一种网,本来想用它抓蝴蝶,结果有人想用它来捕鱼,那么专利权依然属于你。等到阿波提根制药公司开展第三阶段的临床试验——大规模药物试验,也是取得食品及药品管理局批准许可前的最后一步——他就立马向法院提出了诉讼。

在这篇报道文章的中间,放了一张丹尼·帕尔格拉夫的照片。他戴着一副约翰·列侬[8]式的圆形眼镜,眺望着远方。灰色的长发扎成了一条马尾,胡子一直垂到胸前,圆鼓鼓的肚子向外凸着。

撰写报道的记者没有采访到帕尔格拉夫,不过,文中提到了他的律师罗兰德·希曼斯的回应。这名律师是“克兰斯顿与希曼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该事务所位于切萨皮克[9],主攻专利法领域的案件,麾下约有五十位律师。他们负责的案子多数都在弗吉尼亚州东部地区法庭审理,因为这里素来有“办案神速”的美名。专利权案是颇重时效性的,原告往往都希望能尽快得到结果。

“帕尔格拉夫先生的重大发现能帮助数以千万计的人摆脱心脏病的威胁,对此我们深感欣慰。”希曼斯说,“但是,阿波提根制药公司完全无视此药是由帕尔格拉夫先生率先发现的事实,在尚未取得专利使用权之前,他们无权擅自将此药推向市场。”

《纽约时报》也没有采访到阿波提根的首席执行官。不过,文中援引了该公司新闻发言人的话:“阿波提根制药公司强烈谴责对本公司的专利侵权指控,并将全力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坚决反对恶意诬告,绝不接受谈判协商或庭外和解。”

这篇报道到此就结束了,但我的目光还停留在最后这段话上,反复咀嚼其中的含义。

绝不接受谈判协商或庭外和解。

因此,有人便采取了绑架孩子这种极端的手段。他们心里清楚,只有这个办法才能确保自己得到想要的结果,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狂风骤雨般的现实扑面而来,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有多么凶险。这是一桩大案子,牵涉数十亿美元,而且还与心脏病治疗的未来息息相关。无论是从我个人的角度还是从职业的角度来看,这都是前所未有的大诉讼案。

从投机取巧的小网站到大型主流报社,大批的新闻媒体都将时刻关注着案件的进展。全美国都在看着,全世界都在盯着。这群观众,人数众多。他们都期望我做一个公平公正、不偏不倚、沉着冷静的裁决人,一个法律权威的象征,一个掌控全局的“尊敬的法官大人”。

然而,我什么都掌控不了。绑匪们已经证明了,他们才是掌控一切的人,就连我的头发往哪边梳,都由他们说了算。即便他们让我光着身子不穿衣服上法庭,我也得照办不误。我只是个木偶,被看不见的手用无形的线牵制着。而且,如果我在执行命令上出现了哪怕一丁点儿差池,付出的代价就有可能是我女儿的生命。

一时间,面对庞大的现实,我呆若木鸡、心惊胆战,只能抱着胳膊静静地坐在椅子上。我觉得双腿发软,已经站不起来了。我努力回忆多年前在瑜伽课上学过的冥想法,试图让自己镇定下来,但我只觉得恶心想吐,根本无法平稳气息。而且,我也没法把思想放空,相反,我的大脑中就像交通高峰期的十字路口一样拥堵不堪,无数的念头都争着抢着要冲出来。

假如我再想一想爱玛,想到不管我在经历着什么,她遭的罪都要比我多出十倍,那么我就恐怕要晕过去了。于是,我拼命集中注意力去想艾莉森。我想起她砍柴的样子,每一次挥臂都是一次情感的宣泄。我想起她今天早上有多么坚强,想起她为我们家付出的努力,想起她绝不屈服的模样。她跟我一样心存疑惧,但仍然强撑着挺起腰板、面对生活。

我的目光看向桌上的另一个相框。艾莉森的所有照片里,我最喜欢这一张了。虽然是在婚礼那天拍摄的,但却不是传统的新娘捧花照。照片中的她坐在镜子前梳妆,镜头冲着她的背影。可能有人叫了她的名字或跟她打了招呼,她正应声回头。相机抓拍到了她回眸时的侧脸,而另一半脸则映在镜子中。两张侧颜虽然角度略有不同,但是都写满了希望与乐观。在她即将结婚的日子,在新生活的第一天,她对无尽美好的未来满怀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