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10/13页)
利明小姐开口了:“整个普赖德侦探事务所就只剩下她了——科迪莉亚·格雷小姐。”
那两道敏锐的目光直逼科迪莉亚的眼睛。
“‘我们以自己的工作为傲’,是不是?”
这是可怜的伯尼想出来的一句悲哀的俏皮话,可是经过一番鞍马劳顿,科迪莉亚实在没心情理会这种玩笑。“罗纳德勋爵,我来这里,是因为你的秘书说你想雇用我。如果她弄错了,我也很乐于知晓,这样我就可以回伦敦去。”
“她不是我的秘书,而且她也没有弄错。你得原谅我的失礼。我们原本期待见到一个魁梧的退役警察,可来的是你,这多少有点令人费解。我不是在抱怨,格雷小姐,也许你可以做得很好。你的费用是多少?”
这个问题听起来很刺耳,其实却不然,对方只是纯粹的直来直去。科迪莉亚回答得有些太快,太迫不及待了。
“每天五英镑外加日常花费,不过我会尽量减少开支。当然,这样是以便您得到我们的全力服务。我的意思是说,在您的案子结束之前,我不会再接受其他客户的委托。”
“那你到底还有没有其他客户呢?”
“呃,暂时还没有,但是很可能会有的。”接着她很快又说,“我们有一项公平条款。如果我在调查的任何一个阶段决定不再查下去,你有权得到我当时获得的全部信息。如果我决定不把信息给你,那我所做的工作就分文不取。”
这是伯尼一直坚持的原则。他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即使在一个星期都接不到活的时候,他也能兴高采烈地探讨在什么情况下他们有理由向委托人保留真相,在什么时候应该让警方介入调查,还会讨论在维护真相时隐瞒与欺骗所涉及的道德问题。“但是绝对不能窃听,”伯尼常说,“我坚决反对窃听。而且我们也不从事商业破坏活动。”
然而这两条原则都没怎么遭遇过挑战。他们没有窃听设备,即使有了也不知道怎么用,而且,伯尼从来没有机会涉足商业破坏活动。
罗纳德勋爵说:“这听起来合情合理,不过我这个案子不会让你感到任何的良心不安。事情很简单,十八天前,我的儿子上吊身亡了。我想请你查一查原因。这个你能办到吗?”
“我愿意试一试,罗纳德勋爵。”
“我知道你需要了解一些关于马克的基本情况。利明小姐会打出一份材料给你,你可以先看一看,然后告诉我你还需要什么。”
“我希望能由您亲口告诉我这些。”科迪莉亚说。
“有这个必要吗?”
“这对我很有用。”
他又坐回椅子上,拿起一截铅笔头,用两只手捻着它转。过了一分钟,他心不在焉地把那个铅笔头放进自己的口袋,没有看她一眼,便自顾开始说起来。
“我的儿子马克,在今年四月二十五日刚满二十一岁。他在剑桥大学攻读历史学,今年是最后一年了。我曾经也在那个学院念过书。五个星期之前,他一声招呼也没打就擅自离开学校,到马克兰德少校家去当了花匠。少校的家在达克斯福德郊外的夏树庄园。无论在当时还是事后,马克都没有向我解释他这么做的原因。他住在马克兰德少校那儿的一间农舍里,十八天之后,主人的妹妹发现他吊死在客厅里,脖子被皮带套住,挂在天花板上的钩子上。调查的结论是,他一时失去理智而自杀。我对我儿子的思想了解不多,但是我不接受这种婉转地说我儿子疯了的结论。我儿子是个理性的人,他做出的任何举动都会有原因,而我想知道那原因究竟是什么。”
原本一直望着法式落地窗外花园的利明小姐,此刻突然转过身激动地说道:“为什么你总是想知道为什么?这完全是刺探隐私,如果他真的想让我们知道,他会告诉我们的!”
罗纳德勋爵说:“我不准备这样不明不白下去。我的儿子死了。他是我的儿子。如果这其中有我的责任,那么我要知道。如果是别人的责任,我也想知道。”
科迪莉亚把目光从他身上转向了她,随即问道:“他留下遗书没有?”
“他留了张条子,但上面什么都没解释。是在他的打字机上发现的。”
利明小姐静静地开始背诵:“我们穿过磨坊,来到了一个洞穴。下了弯弯曲曲的地洞,我们摸索着沉闷的道路前进,直到一片无限的虚空像地底下的另一个天空出现在我们下面,于是我们抓住树根,悬在这无限的空间上。但我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就将自己交付给这虚空,看看天意是否也在这里。’[3]”
她那沙哑、无比低沉的声音停下来。谁都没有出声。接着罗纳德勋爵说:“格雷小姐,你自称是个侦探。根据这个你能推断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