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3/5页）

我答应她，一旦发现关于弗林的重要信息，就联系她。她从一个笔记本中抽出一张皱皱巴巴的纸，摊平，放在我们杯子之间的桌面上，指给我看。

我拿起纸条，看到上面写着一个人名、一个电话号码。

“理查德接电话的那天晚上，就是和‘劳拉’争吵的那次，我等他睡着，查看了他的通话记录，记下了对应时间打进的那个电话号码。我是嫉妒使然，这点我确实惭愧，但我看到他那副样子，不能不担心。

“第二天我拨了那个号码，接电话的是一个女人。我告诉她我是理查德的伴侣，理查德有些重要的事要我当面转达她。她犹豫了片刻，然后同意了我的提议。我们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见了面，在一家餐馆里一起吃了午饭。她说自己叫劳拉·韦思莱克。我向她道歉用这种方式接近她。我告诉她，那天晚上理查德和她通话之后，他的行为让我十分担忧。

“她让我别担心：理查德和她是普林斯顿的老相识了，他们在一些过去的事上有重要的分歧。她说他们做过几个月的室友，但仅仅是朋友。我没有鼓起勇气告诉她理查德和她通话之后说了什么，但是我说我已经从理查德那里知道了，他们曾经是恋人。她回答说，理查德可能是想象过头了，或者他的记忆欺骗了他。而且她又强调了一番，他们的关系纯粹是柏拉图式的。”

“她透露她在哪里工作了吗？”

“她在哥伦比亚大学教心理学。我们离开饭店，各走各路，这就是事情的全部了。倘若那之后理查德又与她联系过，我也并没有发现。这个电话号码可能仍然能打通。”

我感谢了她，答应她如果调查中发现任何理查德的新消息便通知她，然后我就告辞了。

***

我在翠贝卡[2] 的一家咖啡馆吃了午饭，用我的笔记本电脑蹭无线网。这一回，谷歌变得慷慨了很多。

劳拉·韦思莱克是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的一位教授，主持一个和康奈尔大学合作的项目。1988年她在普林斯顿大学拿了一个硕士学位，4年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拿到博士学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她在苏黎世大学教书，之后回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她的简历里面充满了专业训练和研究项目的技术细节，2006年还赢得了一项重大荣誉。也就是说，她在心理学领域成了一个大人物。

我试了试运气，离开咖啡馆后就给她的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叫布兰迪的助理，她说韦思莱克博士这会儿不在，但她记下了我的名字和电话。我让她转告韦思莱克博士，我有关于理查德·弗林先生的事情要找她。

***

那天晚上我是和萨姆在自己家里度过的，做爱，给她讲调查的进程。晚一点儿的时候，她进入了一种怀旧的情绪中：她想比平时得到我更多的关注，而且有耐心听我讲每一件事。她甚至难得一见地把自己的手机调成静音，放进床边地板上的手包里。

“可能理查德的整个故事就是一场猜谜游戏，”她说，“可能他选取的是一个真实事件，但围绕此事虚构了一系列情节，就像塔伦蒂诺在《无耻混蛋》[3] 中所做的那样，记得吗？”

“有可能，但是记者在乎的是事实。”我说，“目前来讲，我要假设他写的一切都是真的。”

“我们能不能现实一点？”她说，“‘真相’只是编辑和制作人选出来登在报纸上，或者在广播和电视上播出的那些事。如果我们不选，就没人关心在叙利亚人们互相残杀、一个议员养了小三，或者阿肯色州发生了一桩杀人案。他们完全不会知道这些事情发生过。人们从来对真实漠不关心，约翰，他们只在乎故事。也许弗林想写的就是一个故事，就这样。”

“嗯，只有一种方法能证实了，是吧？”

“没错。”她翻到我身上。

“知道吗，一个同事今天告诉我她刚发现自己怀孕了。她是那么幸福！我躲进厕所哭了10分钟，完全停不下来。我想象自己老无所依的样子，在那些20年前我根本不屑一顾的东西上浪费着生命，而那时我已经找不到对我来说，真正重要的东西。”

她把头放在我的胸膛上，我轻轻地抚弄她的头发，发觉她正在轻轻地啜泣。她态度的改变完全在我意料之外，我一时不知如何回应。

“也许你现在应该对我说，我并非无依无靠，因为你爱我，至少有一点儿爱我，”她说，“那些言情小说里都是这样写的。”

“当然。你不是无依无靠，而且我也有一点儿爱你，亲爱的。”

她从我胸前抬起头来，直视着我的眼睛。我下巴上能感觉到她呼出的热气。

“约翰·凯勒，你真是谎话连篇。在旧社会，人们会就近在一棵树上把你吊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