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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顿思忖了一会儿。“波罗的海的‘加里波第’79啊。好，好啊。话说回来，加里波第他妈的也不见得有多厉害，对不对？”他等着我回答，可我宁愿把他的问题当做明知故问，“跟她在森林里胡搞的那帮家伙们，”他最后慢吞吞地说道，“她说起过吗？”

“她从来都不说。勃兰特说过，她没说。”

“那她都说些什么？”

“说得不多。就算她说起什么重要的事，也是用拉脱维亚语说的，勃兰特觉得有必要就帮她翻译出来，要么就不翻。不说话的时候她就只是笑笑，瞧瞧。”

“瞧你？”

“瞧他。”

“她自己也挺够瞧的，我估计。”

“她很有吸引力，我觉得是这样。没错。”

他又考虑了一会儿。“听起来像是个完美的女人，”他说道，“笑一笑，瞧一瞧，不多嘴，能上床——你还能指望些什么？”他又从镜框上方揶揄地审视着我。“你的意思是她连德语都不会说？她肯定会，她就是从那边过来的。你别傻了。”

“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她也只能磕磕巴巴地说上几句德语。说拉脱维亚语是爱国的表现，说德语就不是了。”

“奶子挺大吧？”

“还行。”

“你能不能再跟她走得近一点儿？当然了，可不能搅和了那对爱侣。只要能套出几个根本问题的答案就行。别搞得太张扬。弄弄清楚她的真实身份，是勃兰特老兄用暖床的长柄炭炉偷偷塞进窝里来的，还是莫斯科中心塞进来的？看看你能从她那儿套出什么情况。他不是她的亲生父亲，这一点你想必知道。不可能是。”

“谁不是？”一时间我给搞糊涂了，以为海顿说的还是勃兰特。

“贝拉的爸爸，费利克斯。那个被开枪打死的，没被打死也说不定。是个农民。根据资料，她出生于1945年1月，对不对？”

“对。”

“因此，她妈妈怀上她的时候应该是1944年4月左右。那个时候——如果勃兰特老兄可以信任的话——她所谓的爸爸应该还在德国的某座战俘营里遭罪。注意，对于这种事我们可不应该太古板。老头子还关在牢里，自己倒把肚子搞大了，这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本事。不过，我们现在是要决定该不该放弃一个可能已经走到尽头的情报网，再小的细节也都是有用的。”

我很感激那天晚上梅布尔陪着我，尽管急于成为完美情人的我们还是有点不得要领。当然了，工作上的事我什么都没跟她说，贝拉的情况就更别提了。梅布尔是审查组的，属于圆场负责日常工作的部门。把我自己的问题跟她说是非常不合适的。假如我们俩已经结婚——嗯，那也许会有所不同。与此同时，我只能把贝拉当成自己的一个秘密。

的确是这样。回到汉堡后我躺在那张单人床上，一心只想着贝拉，很少念及其他。她的双重秘密——身为女人，有可能还是个叛徒——使她成为了我心目中一个极度危险的对象。在我看来，她已不再是我们组织里的边缘人物，而是左右其命运的力量。她的品行也就是我们的品行。如果贝拉是纯洁的，那么我们的情报网也是一样。但如果她是另一个情报机构的玩物——是故意安插进来诱惑我们、削弱我们并最终出卖我们的骗子——那么贝拉周围所有人的正直就会和她一样受到玷污，情报网也确实会像海顿说的那样走到尽头。

我闭上双眼，却看见她在凝视着我，开朗快活的样子让人怦然心动。我又感觉到了每次见面打招呼时她轻柔的吻——我觉得似乎总是比礼仪要求的时间略长一点。我想象着她柔美似水的身躯摆出各种姿势，还在脑海中摆弄来摆弄去，就像在翻来覆去地琢磨她有没有可能叛变一样。我想起海顿给我的建议，说我应该“跟她走得近一点儿”，发觉自己根本无法把责任感和欲望区分开来。

我又给自己复述了一遍她逃脱的故事，对其中的每个阶段提出质疑。她是在枪击之前逃走的，还是在枪击发生的时候？怎么逃走的？是不是她在秘密警察里的情人先给她通风报信了？枪击到底有没有发生过？她为什么不多花点时间哀悼自己死去的父亲，却要和勃兰特做爱？就连她开心快乐的样子仿佛都在和她作对。我想象着她在森林里，同那帮凶手和亡命之徒在一起。是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占有她呢，还是她一会儿跟这个，一会儿又跟那个？我梦见她在森林里赤身裸体，而我自己也赤身裸体地和她在一起。醒来时我满心羞愧，一大早就给梅布尔打了个电话。

我了解我自己吗？我很怀疑。我对女人知之甚少，漂亮的女人就更不用说了。我敢肯定当时自己从来都没意识到，对贝拉百般挑剔，也许正是因为我想借此削弱她对我的性吸引力。我决意要走正途，天天都坚持给梅布尔写信。与此同时，我把注意力集中在雏菊号即将执行的任务上，这会是对贝拉严加审问的绝好机会。天气变得恶劣起来，这对雏菊号来说正合适。当时是秋天，夜晚的时间越来越长。雏菊号也很喜欢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