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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着别人搂搂抱抱，这似乎已成习惯。”当天夜里回到办公室，我干巴巴地在汉堡发往伦敦的会面记录单上写道。我在自己每晚要记的日志上写道：“航线、天气和海洋状况尚可。我们在等待总部的明确指令。船员士气高涨。”

然而，我自己的士气却在苟延残喘，因为灾难一个接着一个向我袭来。

首先是我那位前任的倒霉事。此人全名为佩里·德莫内·利普顿，海军少校，获得过皇家海军优异服务十字勋章，现已退役，曾是杰克·阿瑟·拉姆利战时招募的非正规情报员中的英雄人物。在我到任之前的十年间，利普顿已经培养起了“汉堡人物”的名声。白天他装出一副傻乎乎的英国佬的样子，戴着单片眼镜招摇过市，总爱到各个侨民俱乐部闲逛，表面上是为了听听别人对于他投资问题的免费建议。但一到夜里他就会戴上秘密之帽，着手向他那支由秘密谍报员组成的可畏的队伍布置任务，听取他们的汇报。反正我从总部听到的传言是这么讲的。

唯一让我感到困惑不解的是，我们之间并没有进行正式的交接，人事组的头儿曾简短地告诉我，利普顿在别处另有任务。现在我总算知道了真相。利普顿离开时，并不是到最为黑暗的苏联搞什么生死攸关的冒险行动，而是去了西班牙南部。他在那儿跟一个名叫肯尼斯的前骑兵下士安了家，卷走了圆场的二十万资金——大部分是金条和瑞士法郎，那是他几年来向根本不存在的英勇情报员们发放的薪水。

这一可悲发现导致的不信任感，蔓延到了利普顿经手过的每一次行动，勃兰特的行动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勃兰特会不会也是利普顿捏造出来的人物，靠我们的秘密资金过着舒舒服服的日子，交给我们的却只是些精心编造的假情报？勃兰特手下的情报网、他那帮自吹自擂的合作者和朋友们会不会也一样？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拿的薪水还真不少。

还有贝拉——贝拉莫非也是骗局的一部分？贝拉是不是让勃兰特变得心软了，还削弱了他的意志？勃兰特是不是也在给自己的安乐窝添砖加瓦，准备带着爱人逃到西班牙南部？

圆场来的一帮专家走马灯似的迈进了我那间小小的船运办公室。最先来的是一个名叫普拉姆上校的古怪家伙。普拉姆钻进我那间没人打扰的密室，和我一起仔细查看雏菊号以前的加油单据和航海里程记录，然后跟勃兰特和船员们自称在波罗的海沿岸执行任务时行驶过的危险航线比对。船上的日志顶多也只能算是粗略记了个大概，但我们还是都翻看了一遍，再加上普拉姆就截获信号、雷达站、导航浮标和发现苏联巡逻艇等情况做的记录。

一个星期之后，普拉姆又回来了，这次陪着他来的是一个满嘴污言秽语的曼彻斯特人，名叫罗斯。此人曾在马来西亚当过警察，后来成了圆场出名的“嗅探犬”。罗斯盘问我的时候疾言厉色，好像我本人也参与了骗局似的。可是就在我快要发火的时候，他却消释了我的怒气，宣布说根据现在掌握的证据，勃兰特的组织并没有做过什么不端行为。

可是在这些人的脑子里，一种怀疑只会引起另一种怀疑，悬在贝拉父亲费利克斯头上的问号仍旧没有消失。做父亲的如果是个坏蛋，女儿肯定也知情，这就是他们的推断。如果女儿知道了却不说，那么她肯定也有问题。莫斯科中心和圆场一样，往往会招募整个家庭，这是人所共知的。父亲和女儿搭档完全有可能。很快伦敦站开始四处散播一种观点，称费利克斯是五年前一系列背叛事件的罪魁祸首，虽然据我所知他们并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

这个情况不可避免地让贝拉的处境变得更为凶险。有人说要把她带回伦敦严加审问，但作为指挥勃兰特的情报官员，我的权威在这时起了作用。这不可能，我警告伦敦站说。勃兰特绝对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很好啊，伦敦方面答复道——是比尔·海顿典型的那种傲慢作风——把他们俩都带过来，我们审问那姑娘时勃兰特可以旁听。这下我可坐不住了，自己飞回伦敦，坚持要当面向比尔陈述情况。走进他办公室的时候，我看见比尔靠在一张躺椅上，因为他矫情地坚持着一个古怪的习惯，从来都不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一只旧的姜汁瓶子里点着根线香。

“也许勃兰特老兄并不像你想的那么棘手，内德先生。”他语带指责地说，一边抬起视线从半框眼镜上方瞅着我，“也许棘手的人是你吧？”

“他被贝拉迷住了。”我说。

“那你呢？”

“如果我们当着勃兰特的面指控那姑娘，他准会气得发疯。他会为她拼命的。他会跟我们说见鬼去吧，然后把情报网解散。除了他之外，我不知道还有谁能指挥得动这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