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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员待命，星期一出航。”伦敦站发来的第一条讯号说。第二条讯号直到星期五晚上才到，告诉我们目的地是爱沙尼亚北部的纳尔瓦湾，就在列宁格勒西边不到一百英里的地方。以前雏菊号从来没有冒险沿着苏联海岸驶出这么远，她很少被用来支持拉脱维亚以外地方的爱国者。

“只要能去，叫我干什么都愿意。”我跟勃兰特说。

“你可太他妈的危险了，内德，”他拍着我的肩膀回答说，“连着四天晕船，躺在铺位上，碍手碍脚，你想搞什么鬼啊？”

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总部恩准我的最宽大待遇，就是有一回夜里让我坐船绕着博恩霍尔姆岛80兜了一圈，就连争取到那次机会也像拔牙一样艰难。

星期六的晚上，我们在农庄集合。卡济米尔和安东斯·杜尔瓦一块坐着厢式车来了。这次轮到安东斯出海。能参加行动的组员这么少，每个人必须什么都懂，每个人都得能相互替换。大家不再喝酒了。从那时起，船上所有的人都滴酒不沾。卡济米尔带来了龙虾，精心烹调起来，配上他那种出了名的调味汁。贝拉给他当服务员，一会儿拿东西，一会儿端菜，摆盘的时候还特意装点一番。我们吃过饭之后，贝拉把桌子收拾出来，我在头顶吊灯的光线下摊开了海图。

勃兰特当时说要六天。这是乐观的估计。雏菊号要从基尔狭海湾进入公海，从靠近瑞典的那一侧驶过博恩霍尔姆岛。到达瑞典的哥得兰岛后，她会开进岛南端的松德勒港，在那儿加油、补充给养。加油的时候会有两个男人过来，其中一个会问他们有没有鲱鱼。他们要回答：“只有听装的。这一带海域许多年都没有鲱鱼了。”这类对话板起脸来说会显得很蠢，安东斯和卡济米尔一边听我说，一边紧张兮兮地笑个不停。贝拉从厨房里回来，也跟着我们一起笑。

我接着说，其中一个人听了这话就会要求上船。他是个专家——我没说是搞破坏的专家，因为船员们对这种事态度不一。在这次航程中他的化名是博洛迪亚。他会带着一个皮箱，上衣口袋里有一枚棕色的扣子和一枚白色的扣子，以证明自己的身份。如果他说不出自己的名字，没带皮箱，或是拿不出扣子，他们可以把他活着放下船，但是得立即返回基尔81。假如出现了这种情况，他们要发出事先约定的一个无线电讯号。否则就什么讯号都别发。大家陷入短暂的沉默，我听到贝拉光着脚走在砖地上的声音，她又去拿了点木柴。

从哥得兰岛他们要沿东北方向穿过国际水域，照着中心航线驶过芬兰湾，直到抵达戈格兰岛82附近。在那儿他们可以怠速航行到傍晚时分，然后沿正南方驶向纳尔瓦湾，估计在午夜时能看到陆地。我带来了海湾的大比例尺海图，还有遍布沙滩的海岸线的照片。我把它们摊到桌上，男人们都聚拢过来看。就在这个时候，不知怎地我抬眼一看，只见贝拉蜷着身子缩在房间她常待的角落里，那双兴奋的眼睛在火光下直直地盯着我。

我指给他们看了橡皮艇要在海滩登陆的地点，还有海岬上他们要注意观察信号的位置。我说道，上岸的小队要戴上紫外线眼镜，爱沙尼亚的接应人员用的是一盏紫外线灯。肉眼什么都看不见。把乘客和他的皮箱送上岸之后，如果还有别人要上船，橡皮艇最多只能等待两分钟，然后就得全速返回雏菊号。橡皮艇只能由一名船员操作，这样的话他返程时最多可以再带两个人。我背出了要和接应人员交换的接头暗号，这一次谁都没发笑。我给出了登陆海滩的斜角和坡度。那个晚上不会有月亮，天气估计会很糟糕，这当然是我们希望的。贝拉给我们端来了茶，放下杯子时她的身体无心地蹭在我们身上，就像是在用自己的性吸引力为我们的事业鼓劲加油。贝拉走到勃兰特身边时他还伏在桌上研究海岸图，她严肃地伸出双手抚摸他那宽阔的后背，似乎是想给他注入一点年轻的活力。

我回到公寓时已经是凌晨五点，睡意全无。下午我和勃兰特还有贝拉开着厢式车去了布兰肯尼斯。安东斯和卡济米尔一整天都待在船上。他们穿着航海时的服装：带羊毛球的帽子，防水油布的裤子。甲板上晾着橙色的救生衣。我逐一和船员们握手，给每个人分发了防水胶囊，那里头装的是能致死的剧毒纯氰化物。天上下起了灰蒙蒙的细雨，小小的码头上除了我们空无一人。勃兰特走上跳板，可是当贝拉准备跟过去的时候，他拦住了她。

“别再送了，”他对她说，“你和内德待在一起。”

她穿着他的旧粗呢大衣，戴着有护耳的羊毛帽子，我估计勃兰特救她的时候，她就穿着这身装束。勃兰特吻了吻贝拉，她紧抱着勃兰特，直到他推开她上了船，把她丢在我身边。安东斯走进轮机舱，我们听到引擎吭哧吭哧地发动起来。勃兰特和卡济米尔解开了缆绳。船上的人谁都没有再看我们一眼。雏菊号离开码头，安详地朝河中央驶去。三个男人始终背对着我们。我们听到船上的汽笛拉响了，目送着她消失在灰蒙蒙的雨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