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第10/12页）

汪精卫是同盟会评议部部长，是领袖级的革命党人，他入京谋刺摄政王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刻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他回国之前写下的《致南洋同志书》中，那句“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更是得到了广泛流传。

正是因为汪精卫的这一烈举，民众对孙文及同盟会的看法大为改变，梁启超“远距离革命家”的批判不攻自破，同盟会长久以来所面临的困境终于得以克服，革命大业江河日下的形势才最终得以挽回。

得知汪精卫刺杀载沣失败被捕的消息时，身在美国纽约的孙文喟然长叹道：“兆铭是吾党一位大人才，失去他，好比断了我一只手臂！”

这虽然是一件坏事，但是也给孙文创造了一个挽回声誉的绝好机会。

孙文得到消息的当天，便电令同盟会总部，立即展开营救汪精卫的行动。孙文要让海内外的民众都看到，同盟会不是一个叫人家子弟去送死、领袖们却舒舒服服的团体，对于被捕入狱的革命志士，同盟会将不惜一切代价进行营救。

收到孙文的电令后，胡汉民和吴玉章即刻动身回国。

被孙文派往国内联络会党组织起义的杜心五，也收到了孙文的急电。孙文要他即刻北上与同盟会总部方面的人会合，然后利用自己武术界宗师的身份地位和号召力，组织人手营救汪精卫。

在胡汉民和吴玉章乘坐轮船赶赴天津之时，喻培伦和陈璧君刚好乘轮船抵达日本东京。

闻知汪精卫被捕入狱的消息后，陈璧君顿时失魂落魄。

原本陈璧君和喻培伦是受汪精卫的派遣，回到日本东京重新购买炸药，但此时精神几近崩溃的陈璧君，早已忘了回东京的缘由，大骂喻培伦贪生怕死，埋设炸弹被人发现了却临阵脱逃，最后留下汪精卫在北京当替死鬼。

喻培伦见陈璧君已经失去了理智，无法辩解，只能默默忍受，把委屈压在心底。他后来对友人叹道：“她同我回来，却道我怕死。唉，谁怕死，将来的事实是会证明的。”

从这时起，喻培伦便下了必死的决心。

一年之后，在广州黄花岗起义中，为了彰明自己的清白，喻培伦胸前挂了满满一筐炸弹，率先带领四川籍的同盟会成员攻打两广总督署，最后身负重伤，弹尽力竭，被清兵逮捕。

被捕之后，喻培伦遭酷刑审讯，却拒不吐露半点信息，最后慷慨就义，临刑前高呼道：“头可断，学说不可绝！党人可杀，学理不可灭！”

这已是后话。

汪精卫被捕十余天后，胡汉民和吴玉章抵达天津，在天津和杜心五会合，一同进入北京城，来到守真照相馆的附近，在清风客栈住了下来。

组织人手实施营救之前，三人必须弄清楚事态到底发展到了哪个地步。因此，胡汉民和吴玉章分别前往京师警察厅和法务部监狱附近打听消息，杜心五则前往守真照相馆所在的夹道打探消息。

夹道已被巡警封锁，杜心五在街口蹲守了很长一段时间，始终找不到机会进去，正准备返回清风客栈时，却在围观人群中发现了胡客和姻婵，于是将两人带到了清风客栈，与胡汉民和吴玉章会面。

胡汉民还从京师警察厅打听到，汪精卫被捕后不到十天，这一刺杀案便进行了公开审理，庭上人证物证一应俱全，谋刺摄政王谋反的罪名已经定下。但据胡汉民估计，最近几天便将定刑。谋刺摄政王定然是死罪难逃，而且汪精卫在狱中一定饱受折磨，因此营救汪精卫已经刻不容缓。

但胡汉民绝对料想不到，此时的法务部监狱中，汪精卫所面临的境况，却是截然相反的另一番模样。

自从三月初七被捕后，汪精卫、黄复生和罗世勋便被关入了法务部监狱。

汪精卫谋刺摄政王是震惊海内外的大案，负责审理此案的，是统率全国警察机关的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

由于当时清廷已经宣布预备立宪，因此善耆要求按照“文明”国家之法，设置法庭，开庭审理汪精卫行刺未遂案。载沣考虑到此案人证物证俱在，即便开庭审理也不会影响最后的结果，因此同意了善耆的要求。

三月十六日，汪精卫刺杀未遂案在法庭上开庭审理。

审理的过程异常的顺利。

石板桥下发现的炸弹和电线，以及守真照相馆内搜出的残留炸药，都作为物证摆在庭上，鸿泰永铁铺的老板也来到庭上，作为此案的人证。

人证物证俱全，汪精卫、黄复生和罗世勋都没有矢口否认，而是直接承认了谋刺摄政王一事，汪精卫和黄复生甚至为了证明自己是谋刺的主谋而激烈地争吵起来。汪精卫大声说自己是主谋，目的就是杀掉载沣，动机则是“振奋天下人心”，黄复生所说的跟汪精卫几乎一模一样。两人都争着说自己才是主谋，而对方只是小帮工，都想把罪责往自己身上揽，从而减轻对方的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