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死的畸恋（第2/4页）

这足以证明，她俩是亲姐妹。我脑子乱极了，十分忧虑，我会被当作一个冒险故事中的沉默而可耻的英雄，凭良心说，这英雄只是一个偷听的角色而已。我只是匆忙喝了一杯女招待端来的微热咖啡，就离开了餐桌。我走到室外的场地上，我听见一个宏亮的、铿锵有力的男声哼唱着歌剧《烫手的钞票》中的咏叹调。我不得不说，他唱得精彩无比，但我总觉得这声音中隐藏着令我可憎的东西，我说不出个所以然，就立即走开了。

大白天回到木屋后，不久，我看见二个女孩中的老大站在旅馆的大门外，她身边是一个高个子男人，身穿黑色外衣——这男、人我一直想看上一眼。一整天我脑海里尽想着他们，现在，我下定决心将事情要弄个水落石出，选择除了不道德或低级下流之外的任何方式。

这男人正和蔼可亲地对他的同伴说着什么，但我的脚步声在铺满沙砾的散步处响起时，他停下不说了，转过身仔细打量着我。他中等年纪，肤色黝黑，异常英俊。他的服饰完美无缺，举止轻松优雅，脸上显得悠闲自在，没有一丝一毫的粗鲁无礼的意味。然而，一种明晰的情绪侵扰了我，这种情绪源于记忆中纷至沓来的分析，是憎恶和死亡的化合物——我不愿称之为恐惧。过了一会，男人和女孩一同消失了踪迹。他们似乎布下了一个深深隐藏的圈套。我一进入旅馆，就看见他们走进了休息室，但他们仅仅走到一扇落地窗前就站住了。

我拐进女房东的房间里谨慎地和她转弯抹角地谈到她新的房客，我的女房东证明她并不总是可亲可敬的。我希望，重新陈述一下英语语法的小小尊严，事情是这样的：这两个女孩是来自旧金山的葆琳和夏娃·梅娜两姐妹，葆琳是老大。这位男子是她俩的监护人名叫理查德·贝宁，他曾经是她俩父亲的最亲密的朋友，她俩父亲早已去世了。贝宁先生将她们带到布朗维尔来，是希望高山气候能有益于夏娃的健康，她看起来憔悴得可怕。

叙述完这简短的编年史，女房东又埋头绣起一幅颂词的金匾来，颂词丰富地表达出她对贝宁先生的感激之情，他有能力付给她最高的房租。他有付好心肠，对她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他对两位美丽的被监护人关怀备至，无时无刻不为她们的舒适生活而牵肠挂肚。这证据对我来说并不充分，我默然地想起苏格兰法官的判决，“证明无效”。

当然，贝宁先生对他的被监护人是最细心不过的了。我在乡间漫步时，就常常和他们不期而遇——他们有时和其他客人结伴同游——在山谷里探险，在溪水中垂钓，用来福枪打猎，心甘情愿地过着单调乏味的乡村生活，尽管我看见他们十分亲密，但无论如何也无法解释在树林中偷听到的奇怪对话。我变得十分忍耐地与两位女孩熟识起来，能够相视一笑，甚至和她俩的监护人不计前嫌地互致问候。

一个月过去了，我几乎对她俩的事情变得淡漠起来，就在这时的一天晚上，我们整个小小的社会被一个意外事件抛入了亢奋之中，这事件不禁又使我回想起树林中的经历。

葆琳，姐姐中的老大死了。

这姐妹俩住在客栈三楼的同一间卧室里。在一个灰漾漾的清晨，夏娃醒来发现葆琳死在她身边。当这可怜的女孩在遗体边痛哭时，一大群长吁短叹的人们将她围在中间，贝宁先生进入房间内，显然要将她立即带走。她从死者的身边慢慢地朝门口挪动着脚步。

“就是你，”她叫道——“就是你干的。是你——是你——是你！”

“她疯了。”他声音低沉地说。他跟在她后面，一步接着一步，当她被迫退避时，他死死盯住她的眼神里，既没有温柔，也没有悲悯。她停下来，高举的控诉之手垂了下来，她睁大的双眼明显缩小，眼睑慢慢合上，遮掩起它们狂野的美丽。她站着一动不动，几乎和死去的姐姐面色一样惨白。这男子握着她的手，将手臂轻柔地绕在她的肩上，好像怕她倒下。突然，她眼中流下了滚烫的热泪，像个孩子扑进母亲怀里，她紧紧抱住他。他微笑起来，这微笑令我十分厌恶——或许，任何微笑都会这样做到——将她沉默地引出房间。

接着是验尸——习惯的判决：死者，显然，系“心脏病”突发致死。在证实心脏病发作前，可怜的葆琳心脏无疑出了大问题。尸体被涂上了药剂，被专程到来的人运回旧金山，夏娃和贝宁都没有陪同。旅馆里一些爱说闲话的人斗胆认为葆琳死得很蹊跷，许多人至今认定确实死得非常奇怪。但好心的女房东慷慨地将自己扔到了大家的对立面，说这是由于女孩健康上不稳定的先天因素造成的。没有任何记录，能对与她们每人明显相关的活动细节作出任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