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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版部的许多工作人员都有强大的分析能力，正是他们的情感投入，他们对自身和自己的工作的强烈意识，他们同莱斯持·马克尔的爱憎关系，把星期天版部的工作人员同三层新闻编辑部的更多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工作人员区别开来。“马克尔，”一位星期天版部的雇员说，“像我们犹太父亲般的人，我们都是他的儿子，而他总是能够说服我们，让我们觉得没达到他的标准。”同时，星期天版的雇员与三层的雇员在外表上也不一样。

报社的几乎所有记者和文字编辑都衣着随便，穿平庸无奇的纽扣领衬衫、套装和领带，而星期天版部的雇员似乎在衣服上也与众不同——他们穿令人沮丧的深色毛衣和无折边的黑裤子，色彩鲜艳的衬衫，打黑领结，穿宽松的肘部有补丁的斜纹软呢夹克，从乡村有创造性的鞋匠那里买来的便鞋。所有这一切多少以自己的方式暗示出艺人、思想反叛者、演员、作家的标新立异的气氛，也就是星期天版部人员所采访、关心的整个文化界的气氛。他们实际上就是这个文化界的一部分——他们中的一些人的确写过剧本（哈维·布赖特）、诗歌（哈维·夏皮罗）和小说（赫伯特·米特冈）。有两个已经退出了马克尔队伍的人，曾以马克尔为人物原型写了两本小说。这两本小说不是奉承他的，而且其中一本的确是出于恶意而写的。它的作者是位编辑，因为马克尔解雇了他的男朋友而辞了职。

星期天版部的女人不漂亮，但她们的确比大楼三层的女性更擅长阅读，更有修养，在性格方面更有趣而神经质，并且彼此都不相同。马克尔职员中有一位女人非常独断，据说她对马克尔有点“意思”，因此他很少对她叫嚷。另一个有着樱桃小嘴和剪短发的神秘类型的女人，整天都安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阅读——非常安静，非常平静，非常超然——来自20年代的艺术家在咖啡馆的一种拍照姿势。

大楼八层人员的一致意见是，除了个别例外，大楼三层的新闻记者都是缺乏艺术修养的作者，他们缺乏为《时报杂志》写文章的组织能力和报道深度。其结果，《时报杂志》相当多的定期撰稿人都是外部人，是自由作家和作者，或者是和马克尔有同样见解的、他正在培养友谊的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尽管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经常需要星期天版部的人员来帮助写作，但他们的文章还是得以发表。而三层的为《时报杂志》写文章的记者却根本得不到这样的帮助或重视，这些人难以按马克尔希望的方式来写作，或者说他们不会接受他关于某一主题的观点或方式，要么开始愤恨他，要么干脆拒绝接受他后来指派的任务。

1957年，马克尔为《时报杂志》的一篇长篇文章仅支付300美元，这点钱不值得去忍受他的批评或他再三修改的要求。迈耶·伯格多年来一直拒绝为马克尔写稿。布鲁克斯·阿特金森也是这样。一个叫罗伯特·普拉姆的记者曾接受了一项任务，稿子却五次被退回来进行重写。最终，他也放弃了。他拿一把剪刀把他的文章剪成碎片，装进一个信封里，上面写上“罗伯特·普拉姆的DIY工具包”，送回了马克尔。

马克尔的要求碰到了这样的反应，他感到很失望。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些作者会反对改稿。他认为，毕竟这既是为《时报杂志》好，也是为作者本人好。他认为自己的角色是监工，他们都应符合他的标准。在他们开始写文章之前他给他们规定了思路，这个思路确定了主题和包括的要点，如果他们按这个思路去写，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他觉得，他们经常是随心所欲地去写，不理睬他的思路，于是就指责他太严格，太有条理了。他承认，他是讲究系统的，但他认为这是必要的，他不仅在办公室里对他的制版编辑是这样要求的，而且在家里对他的园丁也是这样要求的。对马克尔来说，看到播种不成行是不可容忍的。他经常会因为面包烤得过焦、备忘录放的地方不对、出租车司机开得慢、想打电话而电话占线而生气。他要求他在百老汇开幕式上的座位要排在前面，拒绝排队等着看一部新电影，因此只会去看预演。当玛丽莲·梦露的《让我们相爱吧》（Let's Make Love）的预演没有给任何人预留座位时，20世纪福克斯公司就指派办公室的两个小伙子到派拉蒙影院的前排为他占了两个座位，从下午5点钟一直等到马克尔计划到达的时间晚8点30分。

莱斯特·马克尔的父亲是下东区的一个叫雅各布·马克尔的银行家，是一个习惯于在他所熟悉的世界里被人巴结的、热衷于系统的人。雅各布·马克尔的父亲是一位德国银行家。雅各布在曼哈顿中心的第九十三运河大街建立了马克尔兄弟银行。银行墙上悬挂着他本人的画像，他后仰着坐在那里，考虑那些为贷款而来找他的人的请求。这些人中有许多曾是中欧的犹太人店主和小贩，他们曾打算把他们的儿子送进大学，或者购买船票把他们的家庭带到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