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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庞奇·苏兹贝格接手的那一天在报社宣布，除了提拔哈丁·班克罗夫特和安德鲁·费希尔之外，没有进行管理层变动的计划——卡特利奇仍然是主编，莱斯特·马克尔仍然是星期天版主任，奥凯斯仍然是社论版主任——但还是短暂地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比《纽约时报》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变化都更剧烈。庞奇·苏兹贝格以前很少显示他内在的特点，几乎没有做任何他不必去做的事情，但现在突然开始发布一项令人震惊的首创性的决定。

他在1964年1月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关闭《纽约时报》西部版。这个版仅仅开办了16个月，但它未能吸引足够的广告，亏损严重，总部很难负担。114天的罢工已经深深挫伤了《纽约时报》的经济实力，尽管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夫人仍然是美国最富有的女人之一——《财富》杂志在1968年声称她的财产价值在1.5亿到2亿美元之间——但庞奇·苏兹贝格不想靠每周损失几千美元来支持加利福尼亚90人的队伍和成本昂贵的电器设备——用这些设备把新闻从第四十三大街上的时报大楼发送到洛杉矶的地方总部。虽然出版前的调查显示，太平洋沿岸的读者想要《纽约时报》的一个地方版，一张他们每天能在洛杉矶、旧金山、圣地亚哥和其他几十个西部城市的报摊上买到的报纸，但苏兹贝格觉得，发行数量的前景不好，他不相信情况会变得好起来。该版1962年10月开办时，它的发行量是12万份，但到1963年3月掉到了8.7万份，1963年6月又跌到7.1万份。同样令人泄气的是，这个发行量分散在西部13个州——对于洛杉矶的广告商来说读者也太分散了。如果《纽约时报》的读者稀疏地散布在从墨西哥边界上至加利福尼亚海岸到西雅图，再到落基山脉和拉斯韦加斯荒漠的广大地区，贝弗利山庄的一个专用品商店的老板就看不出在《纽约时报》西部版上做广告有什么优势了。另一个问题是，西部版不是为西部人特制的。德赖富斯和他的纽约顾问差不多假定：《纽约时报》在东海岸的成功模式同样会在西海岸起作用。所以，实际上西部版是纽约版的一些翻版，大量描写的是外国的和全国的日常新闻、远方的丛林和首都的风情，但缺乏女人喜欢阅读的时尚广告，缺乏落基山以西地区的“感觉”和新闻。它是一个被远方控制的报纸——是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和詹姆斯·赖斯顿在1943年去莫斯科参观《真理报》社后模仿的做法。在那里他们惊奇地发现，尽管《真理报》的印刷机构在社里，但新闻却通过电报来自别的地方的政府办公室。“记者是技术人员”，赖斯顿在他20多年后的一本书里回忆道，“他们处理其他地方官员对什么新闻应该进入报纸的决定”。这恰恰就是《纽约时报》在1962年极力做的事情——它的加利福尼亚工作人员大部分是“技术人员”：电器专家、广告人员、发行人员，只有微不足道的文字编辑和编辑，没有专门的西部记者队伍。结果，《纽约时报》在广告或地方报道上无法同突然兴起的《洛杉矶时报》竞争。如果《纽约时报》在加利福尼亚不做任何别的事情，它实际上是在帮助《洛杉矶时报》成为更好的报纸。后者不仅和《华盛顿邮报》结伴搞起了它的新闻服务，而且还在全国和海外特别是本地加强了它的报道。1965年夏天洛杉矶的沃茨地区发生骚乱时，《洛杉矶时报》派出了几十名记者和摄影师去采访这些事件及其后果，这次表现获得了1966年普利策的综合地方报道奖。

苏兹贝格决定关闭西部版，使《纽约时报》一些与这一方案有密切关系的人感到非常失望。他们认为，16个月还不足以为他们提供足够的时间来妥当地检验这个版并做出关闭的判决。《纽约时报》的其他人大声质问这次失败会如何影响《纽约时报》的形象。“你不能关闭这个版，庞奇”，一个人说，“我们必须挽回面子。”

“我们一点都不缺面子，”苏兹贝格迅速回答，“它是一个糟糕的报纸，扔掉它吧！”

所以，1964年1月底，苏兹贝格宣布，解散加利福尼亚分遣队。有些人继续留在《纽约时报》的组织内，其他人到别的地方找工作。报社里没有人比安德鲁·费希尔更沮丧了。虽然西部方案曾是德赖富斯的“婴儿”，但德赖富斯已经走了，布拉德福德也走了，和这个地方版有最密切关系的管理者是费希尔。费希尔回到纽约后，他考虑他现在是不是逐渐也被打发掉了。他知道，对《纽约时报》的一些老人来说，他代表着早就激起他们怀疑和猜疑的新技术，而且这种技术在加利福尼亚失败了。科学调查错误地判断了读者，《纽约时报》由于智力有缺陷而在一场大的战斗中失败了。如果要找一个替罪羊的话，很可能就是安德鲁·费希尔。他重新在14层安下身来，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的办公室装饰着一个双面钟，同时报出加利福尼亚和纽约的时间。他走过大楼的走廊，乘上现在已经自动化的电梯，感觉到有些管理者很难直视他的眼睛。他想，他们是在故意保持距离。他不止一次问自己，为什么他们不解雇我呢？为什么他们还让我在这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