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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使《纽约时报》现代化的动作，就是集中它的管理权威，清除最后的古代“公国”。为此，庞奇·苏兹贝格决定，自1964年9月起，任命特纳·卡特利奇为一个新设立的职位“总编辑”。这个头衔使得卡特利奇有了高于莱斯特·马克尔的星期天版部、高于赖斯顿的华盛顿分社、高于新闻编辑部和全国及海外分社所有人的无可置疑的权威。卡特利奇已经梦想这一安排近20年了，现在他终于得到了它。如果奥维尔·德赖富斯还活着，如果其他事件没有仓促地发生，或者如果庞奇·苏兹贝格不曾是卡特利奇办公室小“酒吧”的一员，他是不会有这种权威的，但在这一时刻这种辩证论没有多大意义。特纳·卡特利奇63岁了，稍微过胖，有痛风的痛苦，他是一个个子高高的但软弱无力的人，有圆而红润的脸盘，松弛的下巴，急速转动的不会放过任何事情的黑眼睛，一种温和的高贵的举止，这种举止是人们一直无法把握的，好像是为了防止新闻编辑部的大多数人确切地知道他是一个公司天才还是一个幸运的笨蛋。卡特利奇现在成了《纽约时报》新闻部里大名鼎鼎的人物，以致华盛顿的阿瑟·克罗克以夸张的口气说：“我都不敢大声说出他的名字。”

卡特利奇给年轻的苏兹贝格当了摄政王。对于新闻部，苏兹贝格有很多东西要学，他想在他身旁有一个知道这一切的人。卡特利奇丰富的经验使他成了显而易见的人选，尽管卡特利奇对在他以下发生的事情只能做出非常有教养的猜测，因为这个部门太大，太散，并且太流动，甚至用计算机检査也很不容易。新闻部由《纽约时报》5000多名雇员中的大约百分之二十的人组成——大约1000人以各种方式帮助写作编辑平日版和星期天版的《纽约时报》。不算纽约的高级编辑或驻外记者，或办公室的秘书，或特约记者，或汽车司机；不算在全国各地的、在华盛顿的国内记者；不算时报大楼九层的女性新闻人员，或其他层的职能人员，而只算三层的新闻人员，在纽约城市版主任手下有大约200人，在金融版主任手下有59人，在体育版主任手下有52人，在文化新闻版主任手下有40人，在照片版主任手下有25人。

国内和海外的整个新闻部——包括送稿生、办事员、文字编辑、驻外记者、助理编辑、高级编辑——每年的运营开支大约要使苏兹贝格家族拿出1100万美元。总之，每年出版《纽约时报》的成本——纸张、油墨、机器、运输卡车、火车、飞机、人员的薪水和在别的地方的开支、税金——有1.34亿美元。如果预计的收入是准确的，如果没有长期的罢工或预料不到的负债或衰退，《纽约时报》能从它的广告收入、它的发行销售和较小的杂项方面获得1.36亿到1.37亿美元。因此，拥有这家被视为世界上最大的报纸带来的利润不是很大，只有260多万美元。

苏兹贝格不想为了增加利润而损害《纽约时报》的传统或独特的采访。《纽约时报》的编辑决不应该犹豫为一篇重要但迟到了的报道留版面而撤下广告。《纽约时报》应该继续刊登很少有人读的长讲演稿，以及像沃伦委员会关于肯尼迪总统遇刺的《报告》那样的历史文献，这个报告在1964年9月的一期《纽约时报》上占了48版。所以，苏兹贝格认为，广告率应该增加，安德鲁·费希尔和伊凡·维特同意，但广告部经理门罗·格林感到困难。广告率的上升会引起广告行数的下降，广告行数是格林自豪的特别来源，是他的打击率，他不愿意改变这些规则，按这些规则他的部门已经在广告行方面领先纽约其他报纸多年了。1964年，格林的部门达到了6.77亿行的纪录，给《纽约时报》的金库带来了1亿美元的收入。《纽约先驱论坛报》处在较低的比率，只印了1.85亿行。格林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更改这一成功的做法。格林对年轻的苏兹贝格也感觉到有点不舒服。阿瑟·海斯·苏兹贝格任业主时，格林的判断力很少受到怀疑，但现在格林觉得风向变了，他感觉到自己受到了费希尔同新业主亲密关系的威胁。有一些传闻说，庞奇·苏兹贝格希望有一天把格林的广告部、维特的促销—发行部和费希尔的生产部都置于一个人领导下，就像新闻各部门准备统一在特纳·卡特利奇手下一样。据说，苏兹贝格喜欢海军陆战队的指挥系统的风格，从上到下的一条线权威。这能不能在《纽约时报》里起作用还有待观望，但格林几乎肯定苏兹贝格会尝试一下。苏兹贝格已经决定把平日版和星期天版人员统一在一个领导手下，就显示出了这种倾向。苏兹贝格的正式声明，最终是在1964年9月1日宣布的，也许能够使人看出他管理《纽约时报》的一般方式。在任命卡特利奇监管全部新闻运作包括平日版和星期天版各部门时，苏兹贝格说：“我觉得，我们在我们的运营及其未来的进程中要认清当前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