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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塔尔意识到了新闻编辑部里的失望心态,他为之心烦意乱。他像他正考察的城市一样,充满了冲突和复杂性。他既是进取的又是富有感情的,既是有干劲的又是温和的。他急于发动队伍,为了炒蛋就必须打破蛋,但他不想失去民意和兄弟般的感情,这是多年前只要他在探亲假时进入新闻编辑部通过微笑的熟悉的面孔、握手和招呼“嗨,阿贝!”就能感觉到的。罗森塔尔曾是家乡的一个英雄,在海外做得很好,对底层上来的勤务员和其他年轻人是一个榜样,是老人们引以自豪的人。他们经常回忆起在严厉的罗伯特·加斯特领导下他早期的报道生活。

现在情况不同了。那种曾促成罗森塔尔作为伟大记者的敏感性,现在促成了他作为主任的不幸。但这没有阻止他的雄心,他仍行使全部权威,做出迅速而严厉的决定。但在内心他知道,这样做不仅对他人,也对他自己产生影响。纽约工作的一个困难在于,他不得不看他使之泄气的那些人的脸。如果一个一度有特权的高级记者在某个方面被降级,不得不离开他惯常的任务或领域,或者不得不经常重写他的报道或进行压缩,那么罗森塔尔就不得不或迟或早亲身介入《纽约时报》的这种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对立。罗森塔尔不能像国际新闻主任或国内新闻主任那样,能通过电缆或电话和他的记者交流。毫不奇怪,《纽约时报》的一些老兵在罗森塔尔担任主任的早期就辞职了。罗森塔尔一方面感到高兴和宽慰,因为他们写得不好并缺乏热情,然而又感觉到悔恨、内疚,因为他们忠诚而且得体地为《纽约时报》服务了多年。

一位年轻的记者罗伯特·戴利文章写得很好,当他1965年宣布退出《纽约时报》并致力于写小说和杂志文章的计划时,罗森塔尔感到非常失望。罗森塔尔相信,戴利是那种能在新闻编辑部的新体制下出人头地的人。自在欧洲当了几年体育记者回来后,戴利写的几篇文章都是他喜欢的。办公室里经常有人决不感到遗憾地说,罗伯特·戴利不愧是比他父亲阿瑟·戴利更优秀的体育记者。他父亲自1926年起就在这家报纸工作,曾作为《纽约时报》体育专栏作家获得普利策奖。但罗伯特·戴利决不像他父亲那样依恋《纽约时报》,他决定退出。他相信离开《纽约时报》后自己作为一个作家能有进一步的发展,并且挣更多的钱。于是他成了第一个不受罗森塔尔欢迎的背叛者。罗森塔尔在新闻编辑部里向戴利说了再见,祝愿他好运。戴利离开后,罗森塔尔眼含泪光,躲进了洗手间。

在这些年里有一个人像罗森塔尔一样引起了讨论和争议,他就是罗森塔尔一手提拔的助手阿瑟·盖尔布,一个过分瘦长的像铁塔一样的人。盖尔布和罗森塔尔同龄,他们彼此熟悉多年了。罗森塔尔在海外工作时,盖尔布从地方报道组被提拔为文化新闻的领导位置,他们经常通信。1960年罗森塔尔获得普利策奖时,盖尔布在《时报闲谈》上就罗森塔尔写了一篇幽默文章,罗森塔尔竟一下子理解不了。这篇文章把罗森塔尔描绘成一个胜人一筹的大师,一个敏锐的自我主义者。他在获得普利策奖后给盖尔布写道:“微不足道,但有思想。”这篇文章继续引用罗森塔尔的另一封信说:“关于波兰,我不熟悉。我真的不知道。当地人有点傲慢,不说英语。咖喱是恶臭的,但鲱鱼却做得非常好。我们有一个不错的屋子。侦探开小车跟着我们转。我们有一只可爱的柯利牧羊犬,叫杰克或乔克或别的什么。它崇拜我。我们的厨师离开了。我看到了斯蒂文森。他知道我中间名的首字母,知道对所有总统候选人的考验。”

在某些方面,这篇文章对盖尔布本人就像罗森塔尔讲得一样多。盖尔布最后写道:

我曾和阿贝有过争吵多次,因为我也有点喜欢略胜一筹,但我只能想起我有两次领先了。有一次,我不得不使用暴力(这总是一种无可辩驳的事实,因为我比他块头大;当他真的使我十分生气时,例如在某件事情上和我不一致时,我只有用这种办法了),另一次我不得不承认是我妻子帮助我取胜的。

我不得不把他打倒的那一次,是因为他不理解J.D.塞林格在《纽约客》上刊登的故事的结尾是什么意思,他要把他荒谬的说法塞给我,并且坚持他是对的。我坐在他的胸脯上,直到他承认我是对的。现在,在文学的事情上他知道最好不要和我发生矛盾。

还有一次,我必须得向他彻底地证明,对于某些事情过于固执的做法是愚蠢的。我和妻子有一次顺便去拜访了阿贝和他的妻子,安——一个洋娃娃,如果真的有活人洋娃娃存在的话——当时非常晚,我们买了一个小小的奶油蛋糕,带着去他家配着咖啡吃,但是后来我们决定喝苏格兰威士忌,不喝咖啡,而阿贝说我们得把奶油蛋糕带回去。我们拒绝了。我们正要上电梯离开时,阿贝把装着奶油蛋糕的盒子扔给了我们,但是,眨眼间,电梯门要关上时,我把盒子又扔给了他。罗森塔尔夫妇住在二楼,电梯的运行速度非常缓慢。我们到达大厅时,看门人把盒子递给了我们,阿贝拿着它跑着下了楼。你听说过这么固执的人吗?我们不得不拿着,当然,但是我们一到家,就叫了一个西联汇款的送信人,直接把盒子又送回了罗森塔尔夫妇。(这块40美分的奶油蛋糕现在又附加上了3美元的价值,但它关乎一个道德问题。)接下来的一两天我们什么消息都没得到,但是这块蛋糕切成的片开始一片接着一片装在信封里寄到了我家,而且在接下来的几星期中,只要有阿贝和我的共同朋友,像伯尼·卡尔布或者哈尔·法伯尔,来我家,他都会拿来一片蛋糕,还带着阿贝的问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