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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罗森塔尔作为纽约组主任最富戏剧性的报道发生在1965年冬天。它是从一封来自一个在犹太人组织里工作的朋友的信开始的。罗森塔尔的这位朋友在信中声称，一个叫作丹尼尔·伯罗斯的纽约人，两天前在《纽约时报》上被确认为三K党的纽约头子，而且还是美国纳粹党的成员，但他实际上是犹太人。《纽约时报》的文章没有提到他是个犹太人，记者根本不知道丹尼尔·伯罗斯的宗教背景。伯罗斯在和他的纳粹“战友”在全国到处宣传仇恨和消灭犹太人时，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

罗森塔尔站在桌旁读了这封信，感到入迷，激动。他知道他的朋友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人，然而罗森塔尔的激动又掺杂着不相信，一个雄心勃勃的记者在处理一篇好得不能再好的、太令人惊奇和绝妙的报道时，总会有这种怀疑。他极力想把这个事实纳入他头脑里已经在形成并展开的报道中。他很快就开始写了，但他不得不突然停止下来，以冷静的超然态度怀疑这些事实是不是确切的。罗森塔尔四处看看新闻编辑部，寻找合适的人来写这篇报道。他想找一个毫无疑问可靠的记者，一个耐心的研究者和巧妙的作者。有两件事情要回答：首先，丹尼尔·伯罗斯是否的确是犹太人，如果是的话，一个犹太青年如何和为何成了一个纳粹分子呢？这个任务要用几天来完成，需要追踪许多也许没有结果的小线索，需要敲陌生人的门，在大街的角落里等着希望找到伯罗斯的朋友或父亲的机会，而他们很可能是不合作的。其次，还要做一些尝试，接触一下伯罗斯以前的教师，他在美国军队时期的朋友，他的拉比——因为据这封信说，伯罗斯行过成人礼。

伯罗斯没有电话，他的住处也是不确定的。他的父母生活在纽约市皇后区的里奇蒙希尔街道，他们可能不知道他的纳粹活动。伯罗斯28岁，据说身材粗壮，有一头金发、蓝眼睛，是“一个有知识的恶毒的纳粹分子”，曾因扰乱治安和携带弹簧小折刀而被判处两年徒刑，现出狱等待上诉。伯罗斯在知道《纽约时报》有兴趣公开他的秘密后，也许会采取暴力，这篇报道无疑会毁灭他作为一个极右帮派头目的生活。为此理由，罗森塔尔想找一个警惕且熟练的调査记者，一个对他采访的人具有同情心的记者。这不应是让一个进攻性的警察记者来写的犯罪报道，或者让一个精明的特写作家来写的稀奇的童话。罗森塔尔认为它应是对一个犹太小伙子自我仇恨的复杂个性的描述，应该认真并带着同情地来写它。

罗森塔尔继续在新闻编辑部里四处看，眼光盯在了坐在加工改写组后面第一排的一个个子高高、皮包骨似的、面色苍白记者身上，他的名字叫麦坎德利斯·菲利普斯。菲利普斯37岁，黑头发平整地从中间分开，双鬓已变灰白。他穿深蓝色的套装，白衬衫，打蓝领带，通常他的打字机旁会有一本《圣经》。罗森塔尔知道，新闻编辑部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麦坎德利斯·菲利普斯是福音派教徒，在不写报道时可能就读《圣经》或祈祷。在不工作的时候，或在夜里，他经常在教会里，或参加私人祈祷会，有时也在一百一十六大街和百老汇大道他的公寓附近的路边布道。他的长相让人过目不忘：6.5英尺高，总以高声调的充满信心的声音雄辩地讲演，但从不专横。他的布道没有那些每天晚上聚集在时报广场上没有多少教养的哲学家们刺耳的该死风格。菲利普斯是一个很有尊严和学问的人。他有一种幽默感，但不止于此，他还有一种平静的举止，一种基于对上帝和他的信念的绝对信仰的安详。他相信，无论出现什么事情，都是上帝的意志。

在新闻编辑部里，菲利普斯从不向他的记者同事布道，但他是很好接近的。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乐于和他们讨论《圣经》的教义或其他任何主题，包括文字编辑的罪恶。如果菲利普斯的一篇报道被砍掉后，他不直接归因于上帝的意志，而是归因于编辑们的笨头脑。他也不是没有牢骚，但他总是正派得体地进行抱怨，从不渎神。他受到了职员们的喜爱和尊敬，人们经常叫他“长约翰”——约翰是他的名，没有人叫他的中间名字麦坎德利斯，除非是那些通过他的署名文章而知道他的许多读者。麦坎德利斯·菲利普斯的报道总是以优美的语言、稍微带有的古风、准确和简练引用《圣经》、经常的幽默以及对主题的热情而见长。

罗森塔尔来到菲利普斯的桌前，极力不过分地表达他对这篇报道的热情。

“看看，”罗森塔尔说，并拉了把椅子挨着菲利普斯坐下，把那封信交给他，“纽约有个三K党头子，他是个犹太人。让我们抓住这个家伙，看看你能不能发现是什么东西使一个在皇后区长大的犹太孩子成了一个纳粹分子。它会成为一个引起轰动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