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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斯产生了兴趣。这不仅仅是一个不寻常的报道，而且它对菲利普斯来说还证明了他在本周早些时候就今天的工作而产生的一个预感。他曾计划这个星期过一个四天的周末，因为他靠加班工作已经积攒了许多假。但他在家里祈祷时感觉到主清楚而无误地告诉他不要过这四天的周末。所以，这个星期五的早晨，1965年10月22日，菲利普又坐在了他的编辑桌旁。

在罗森塔尔说明了他就丹尼尔·伯罗斯所知道的所有消息后，菲利普斯在两个年轻记者的协助下，开始追踪这些线索。他们从警方那里获得了消息，警方最近几年曾在纳粹集会上逮捕过伯罗斯；还有来自反诽谤联盟[注：反诽谤联盟（the Anti-Defamation League），一个国际性的犹太人非营利机构，旨在维护犹太人的权利，由犹太兄弟会（the B’nai B’rith）创立于1913年。]的消息，该协会有关于伯罗斯的机密档案；还有来自伯罗斯上过的学校和工作过的地方的消息。在华盛顿，众议院的非美活动委员会注意到了伯罗斯，已经把他列进了“值得注意的三K党分子”名单，知道伯罗斯参加了1965年8月在北卡罗来纳举行的一次美国联合三K党会议。菲利普斯还在《纽约时报》的资料室发现了地方纳粹或种族主义集团的一些成员的名字，这些人也许知道关于伯罗斯的某些事情。

他汇总了需要调查的人和地点的单子，和另外两名记者进行了分工。后来在一天下午，在摄影师卡尔·戈塞特的陪同下，他动身去找皇后区的一个居民区，他相信在那里他可以找到伯罗斯。

这个地点是勒菲茨博勒瓦大街上的一个商店上面的公寓，但菲利普斯一打听，店主告诉他楼上的公寓里没有人叫伯罗斯。然而，站在旁边的几个年轻人知道这个名字，并且指了指几个街区远处的一个公寓。在那里，在一个小门厅里，在一个旧黄铜信箱上的四个名字中，菲利普斯看到了“伯罗斯”。他按了门铃，无人应答。他又按了其他门铃，还是无人应答。菲利普斯看到外面有个交警，就走过去，问他是否知道有个人叫伯罗斯。这个警察说他知道，这是个年长的人，大约一小时前刚刚离开这个公寓，或许很快就会回来。警察不知道这个人有个儿子。菲利普斯和戈塞特就等在那里。一些人经过这座大楼时，菲利普斯弯弯腰，礼貌地问他们是否知道丹尼尔·伯罗斯。其中一些人知道，就向他描绘了他的样子：他是一个多少有点粗壮的矮个子，戴眼镜，有一头金黄色的头发。他们不知道他靠什么生活，但知道他总是在异常的时刻在这里出没。他是个独生子，一个非常好的小伙子，从来不捣乱。他的母亲是一家百货商店的售货员。他的父亲有病，通常都待在家里。菲利普斯明白了，邻居中没有人知道丹尼尔·伯罗斯的政治活动。

下午过去了，天色已暗，而且下起了雨。在这么晚的时间里，戈塞特没有机会拍照片给第二天的《纽约时报》用了，于是给照片组打了电话，得知他可以离开了。他把他汽车行李箱里一直带着的雨衣给菲利普斯披上，然后就开车回家了。菲利普斯一个人等着那个年长的伯罗斯或者丹尼尔·伯罗斯本人回来。

天上一阵闪电划过，菲利普斯站在大楼的入口处，感觉到有点恶心。这是一个旧的失修的两层的黄色砖楼，分成了四个寓所。伯罗斯一家占据着二层的一个寓所。附近像皇后区的其他地方一样都是些低矮单调的房子，背景是曼哈顿的天际线。这里的居民主要是社会中下层的白人，他们逃离了他们过去在布鲁克林、布朗克斯或下曼哈顿的有族裔特性的社区，来到这样的地方建立了同民族聚居的居住区。游客可能几百次地经过皇后区的大部分地区，比如行驶在通向机场或谢伊露天体育场、海滨的道路上，但除非遇上红灯，他们没有理由停下来。一些住宅维护得很好，有整齐的栅栏和树木，但人们就像对这个城市一样并没有更多的乡村或市郊的感觉。从伯罗斯的公寓穿过大街，有一个挂霓虹灯招牌的酒吧，半个街区远的地方是一个超级市场，还有军队征兵牌，在风中摇摆，旁边是挨着公共汽车站的围栏。

是对碰到丹尼尔·伯罗斯的期待让菲利普斯感到不安，而不是这个居民区本身。社区是文雅还是寒酸，对菲利普斯没有什么影响。他对物质性的东西不感兴趣，从未在奢侈项目或娱乐上花钱，在支付了纽约的生活必需品之后剩余的钱，他都不要了，给了他的教会，给了他的母亲——在他当旅行推销商的父亲去世前几年，他母亲就和他父亲分开了，或者给了他的妹妹。麦坎德利斯·菲利普斯从未结婚，单身并不经常使他烦心，因为他感觉到主是无时不在的，因为他的大部分青春期都是从城镇到城镇、从学校到学校的生活中度过的，结交朋友，然后又不得不离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