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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菲利普斯高中毕业后，一个年老编辑告诉他说，上大学是浪费时间，他听从了这个忠告，在波士顿的一家体育周刊社接受了一份每周20美元的工作。后来，他为布鲁克莱恩的一个小报当记者，从事一般的采访任务，正是在那里他碰到了一个会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人。

这个人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在广告部工作。一天他问菲利普斯星期天的早晨愿意不愿意陪他和他的妻子去教会。菲利普斯同意了，很高兴地去了。在菲利普斯看来，布道坛上的牧师的话显然使人们懂得了正确的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明确的鼓励，一种直率的方式，一种温暖，似乎远远胜于单纯的社交，它看起来是真诚的。

菲利普斯接受了这个人希望他再来的请求，后来九个星期天他都来了。菲利普斯第十次来教会时，布道结束后，牧师要求大家把头都低下，把眼睛都闭上：“你们已经听到了今天早晨所说的话，”牧师说，“你们已经听到了耶稣基督为你们的罪恶而死了，他准备进入你们的生活中，支配你们的生活……”接着牧师问在场者是否有人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认识到需要基督作为他的救世主，请这些人举手。这对菲利普斯来说是用不着考虑的。他只知道他想举手，于是他就这样做了。

在他作为“重获新生的”基督教徒皈依之后不久，他应征入伍，在马里兰州的霍拉伯特堡驻守了两年，晋升为中士军衔。他有时也想到自己的未来，但他觉得那是掌握在基督的手里。在他退役之前，在他离开霍拉伯特堡之前的几个小时，菲利普斯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冒险感——在他最终走出军营的大门时，他的确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他想，也许最终到阿拉斯加或夏威夷，或者任何主让他去的地方，去做那些应做的事。菲利普斯没有接收到主的任何启示，于是就买了一张到波士顿的火车票，但他没有到那里，而是在纽约下了火车，住进了时报广场上的一家宾馆，进行祈祷。第二天早晨他买了《纽约时报》和《先驱论坛报》。在《纽约时报》的一页分类广告的中间有一个半英寸大的消息：“招聘编辑部实习生，请向《纽约时报》人事部申请。”

菲利普斯跪下来进行祈祷，然后走向了时报大楼……

麦坎德利斯·菲利普斯在伯罗斯的公寓楼外站了一个多小时，他注意到一个年长的人慢慢地走过来。天太黑并且有雾，看不清这个人的脸，但他个子矮小，步子很慢，当他走近后，菲利普斯看到了长着一个球状鼻的苍白的板起的面颊，一双悲伤的眼睛，来人穿着一件磨破的厚大衣。

“您是伯罗斯先生吗？”菲利普斯问。

这个人抬起头，回答：“是的。”但脸上毫无表情。

“我需要找丹尼尔。”菲利普斯说。

“你是谁？”

菲利普斯说出了自己的名字。伯罗斯先生仍旧沉默，等着进一步的解释。

“我在《纽约时报》工作，”菲利普斯最终又说，“我们有一个关于丹尼尔的报道，我需要和他谈谈。”

伯罗斯很快转过身去。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他说，拉开了门，然后又关上。菲利普斯仍然在过道里，观察这个大约70岁粗脖子的老年人慢慢地爬上通向二层的台阶。菲利普斯没有为第二天的报纸进行任何采访，因为这天晚上的阴冷天气，也因为他并不想在这时碰上丹尼尔·伯罗斯。他没有对自己这样的反应感到迟疑，于是就决定到街对面的酒吧，给《纽约时报》打电话。罗森塔尔已经离开报社了，但一个助理编辑让菲利普斯回办公室。在回去之前，菲利普斯给丹尼尔·伯罗斯写了个条子，回到那个公寓把它留下。然后他离开这个公寓去地铁站，用了很长时间才回到曼哈顿。

丹尼尔·伯罗斯没有留下给菲利普斯的条子，也没有对后来的电报做出回应，但菲利普斯后来得知，伯罗斯收到了条子和电报，并且读了。在《纽约时报》两个年轻人的协助下，菲利普斯继续深挖伯罗斯的过去。他们采访了几十个认识伯罗斯，和他做过同学，雇用过他或者逮捕过他的人。年轻的伯罗斯谜一般的轮廓开始慢慢地清晰起来。

伯罗斯1937年3月出生在布朗克斯，他的父母很晚才结婚——当时他的母亲34岁，父亲42岁，两人都是俄国犹太人移民的后裔。丹尼尔·伯罗斯的父亲，就是菲利普斯碰见过的那个疲倦的老人，16岁时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参加过海军，后来在一次应募时又转到了陆军，就在那个进攻潘乔·比利亚[注：潘乔·比利亚（Pancho Villa，1878—1923），原名何塞·多罗提欧·阿朗戈·阿蓝布拉（José Doroteo Arango Arámbula），潘乔·比利亚是他的化名，墨西哥1910—1917年革命时北方农民义军领袖，后遭暗杀身亡。]的师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伯罗斯的喉咙受了伤，说话受到了影响。在平民生活中，他成了一个机工，但他的身体很差。菲利普斯见到他时他没有工作，主要靠政府养老金和他妻子在皇后区的牙买加的一家百货公司里当售货员挣的钱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