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酷吏的伤害边界（第5/9页）

武则天的“酷吏铁律”

酷吏可以说是寄生在权力结构中的特殊团体，它犹如握在皇帝手中的一柄双刃剑，用好了可以为他实现个人的政治目的披荆斩棘，用不好反为其所累，在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度的把握。通常情况下，酷吏是在特殊时期当政治斗争出现“白热化”时，皇帝才会亮出的双刃剑。

说到酷吏，我们绕不开另一个重要的时期，那就是武则天临朝称帝的前期。

武则天为了对付潜在的反对派势力，一介弱质女流居然动用铁的手腕，实行了十余年的“酷吏政治”。她采纳了侍御史鱼承晔的儿子鱼保家的建议，在朝堂上设置铜匦，专门用来接收天下人的投诉。通过此项制度的推行，武则天很快就培养出一大批酷吏。这些人大都是一些市井无赖之徒，性情残忍自不必说。在当时新旧势力交锋的转折时期，举报谋反或打击武则天的政治异己，成为当时官场上最快的一条升迁路径。尤其是酷吏索元礼的快速上位，大大刺激了其他酷吏，周兴和来俊臣就是其中的代表。

索元礼因为告密受到武则天的召见，被直接提拔为游击将军（五品以下武散官）。女皇还专门交给他一项特殊任务—审诏狱。也就是专门审理由武则天亲自点名的案子，当然这些案子都是事关武则天政权稳固的大案要案。索元礼的残忍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每审一人，一定要逼人犯供出成百上千人来。他的逼供手段也是花样百出，名称很特别，称为“铁笼”、“晒翅”。至于两种逼供手段具体怎么操作，今天已经无从考证。仅从收到的实际效果来看，可以说令闻者动容，死者复死（朝贵亦为震惧）。那些高级官吏在他面前，不待动手就已经魂飞魄散。武则天对索元礼的治狱能力是非常欣赏的，经常赏钱赏物。粗略统计，在当时经索元礼之手判处死刑的官员达数千人之多。

自古以来暴政容易培养出迫害狂、虐待狂，这也成为历史上的“酷吏铁律”。

索元礼的榜样作用是无穷的，周兴、来俊臣也是有样学样。两人很快也像索元礼一样做到了酷名远扬，从酷吏阶层的低中级职务上升到高位。既然越酷越有利，那就索性将“酷”字进行到底。酷吏的“合法伤害权”与歹徒的施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前者是理性的，后者是非理性的。这种经过严格计算的恶行，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理性恶行。理性恶行的执行者在操作前都要经过对风险和获利的权衡计算，看一看是风险大于利益，还是利益大于风险。

清朝的桐城派创始人方苞在监狱里走了一遭，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留下了一部现实版的“监狱风云”—《狱中杂记》。作为儒家子弟的他以孟子的“术不可不慎”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他说，那些做恶的酷吏也未必就是十恶不赦的人，说到底还是由他们的职业性质所决定，权力赋予的“合法伤害权”驱赶着他们去行使这种恶。在政治和法治的双重缺陷所导致的劣币驱除良币的权力困境中，这种理性恶行成为古代官场规则的帮凶，四处留祸。

周兴、来俊臣两人不光在官职上超过了索元礼，就连办案用刑的手段也超过了自己的前辈。两人的合作使得酷吏办案的手段得到了创新和升级：豢养几百个流氓恶棍，只要想陷害准，就指使这几百人从不同的角度捏造事实。然后在种种伪证在手之后，即会对人犯滥使酷刑，由不得你不招。

二人为了全面总结自己的工作经验，来俊臣还与另一酷吏万国俊合写了一本《罗织经》。这是一本要人命的厚黑绝学，虽然只有薄薄的一卷，数千字，却字字如刀要人命。如此短而精的写作体例，只有在老子的《道德经》里才出现过，这真是一个天大的讽刺。

这样一本与《道德经》字数相当的小册子，成了酷吏们手中争相传阅的《葵花宝典》。它讲述的方法十分有特色：先从密告手段讲起，再告诉使用者如何给指控对象编造谋反一类的重罪；特别是编造情节、捏造事实的技术讲得很详细，让编造者自己到最后都无法分辨出真假。

周、来、万这帮要命的“天才”还发明了一套比索元礼更具有创造性的刑讯措施，如：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实，等等。武则天故意利用高压政策，放手任用这些酷吏，被杀的和遭流放的动辄几十，几百，甚至上千人。有时候我们在读这些历史片段的时候，往往只停留在恶的人性层面上，却忽视了恶的社会层面。酷吏周兴、来俊臣等人的生存法则就是对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这种利益的考量是他们实施恶行的最大动力。他们在将利益留给自己的同时，也将恶行带来的伤害留给了别人。官家定律追根溯源就是为了权力的存在和保持，而这种存在却成为良性制度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