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酷吏的伤害边界(第7/9页)
虽然武则天时期以来俊臣为首的酷吏把酷吏定罪艺术推到了极致,但高潮之后毕竟还有戏要演。
明代又掀起了一个小高潮,不过这次与来氏的《罗织经》不同,改成了预先制定口供,等人犯主动来认账。最大的“改进”就是迫害狂、虐待狂们把社会流氓“告密”的办法,改成了太监、文臣、特务、流氓几股势力并行的模式,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形成了一个立体化、全方位的“酷吏体系”。
酷吏利害逆考
其实酷吏的酷只是一种被权力利用的手段,皇帝用它,是为了维护官家的专制。对于酷吏来说,看起来他们是权力的受益者而非受害者,受害的往往是那些被扒去权力马甲的官员和无权势的下层百姓,这本来并无多少异议。不过酷吏手中握着的是制度赋予的合法伤害权,既然是伤害,那就会有个度的把握,量的计算。就算伤害的是平民百姓也一样有灰色的界线,一旦突破这个界线,就可能遭遇到来自平民阶层的反抗,施暴者的利益也反过来受到伤害。这种反伤害权力是平民维护权益边界的手段,是一种平民的愤怒。当酷吏成为大多数人的公敌时,皇权也会将其义无反顾地抛弃,皇帝清除酷吏也就成为其维护专制统治的一种必然。
西汉是出酷吏的朝代,前有张汤,后有尹赏。尹赏曾任江夏太守、执金吾(相当于首都卫戍司令)等要职。他在将死之际,向自己的儿子传授为官之道:丈夫为吏,正坐残贼免,追思其功效,则复进用矣。一坐软弱不胜任免,终身废弃无有赦时,其羞辱甚于贪污坐赃。慎毋然!意思是说,如果在官场不能做一个正直的官员,那索性就做一个酷吏,以残酷的手法去为政,用严刑峻法来整肃百姓。这样做,即使有一天犯了罪被免官,过不了多久皇帝就会想到你曾经的政绩,重新起用你。那么换句话说,如果你因为软弱平庸而被免官,那么你将会永无出头之日,这种羞辱对于官员来说比犯了贪污坐赃之罪更令人感到可耻。
尹赏干了一辈子酷吏工作,在临终之际的现身说法,可谓一语道破官家制度下权力运行的潜规则。也就是说,权力集团动不动搬出儒家经典来教化子民,可在实际工作中,他们更喜欢那些挥着权力大棒的酷吏。尹赏这句话是对自己一生宦途的总结,他的经历就是一部政治投机史。他在粟邑、频阳两县都担任过县令,就因为手法太过狠毒而被免官。但时间不长,又再度被起用。起用后,他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酷名远扬。就连首都长安的社会治安恶化到无法控制的地步,皇帝都会想到尹赏。他从一个地方县令被调拨到长安县令的位置,皇帝对他非常信任,让他“得一切便宜从事”。怎么有利于工作,你怎么干。
酷吏出身的尹赏走马上任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打造出全国一流的黑狱。史料记载,尹赏“修治长安狱,穿地方深各数丈,致令辟为郭,以大石覆其口,名为‘虎穴’”。花这么大的力气建造一座关押犯人的“虎穴”,对于尹赏来说是值得的。这个巨大的人间地狱建成后,尹赏决定试一试他的威力。他将长安县所有官吏召集起来,决定来一次“打黑”行动。在这次行动中,官府出动了数百辆警车,将长安城里有黑社会嫌疑的人全部抓捕归案,然后投入“虎穴”。几天以后,数百人就这样被活活闷死在地牢中。
我们千万不要天真地认为,酷吏横扫一切的严刑峻法就是传说中的“法治”。酷吏使用严刑峻法的目的,是为了取悦自己的主子,让自己在权力集团内部的利益分肥中能够占据一个更加有利的位置。酷吏之酷的出发点,与为民解忧无关。说得通俗一点儿,就是一群手握合法伤害权的大流氓去消灭手握地方“黑权力”的小流氓。
尹赏走马上任不到半年的时间,长安城的社会治安大为改观。尹赏也因此受到嘉奖,升为江夏太守。尹赏这样的酷吏看起来是“法治”的代言人,手中握着的是正式权力,但事实上,他们是打着正式权力的旗号,干着非正式权力的勾当。酷吏的手段看着够威够力,但也不是毫无风险的。张汤的下场就是最好的例证,由于酷吏诛杀的盗贼及吏民太多,对官家权力造成的破坏性也就越大,这种破坏性带来的反弹或反抗会成为受伤害方反伤害的利器。受伤害方的被伤害程度是有底线的,而酷吏一再打破伤害底线导致风险递增。尹赏的结局比张汤要好得多,虽然他因为“残贼”之罪被免官,后来还是被官家重新起用,任右辅(即右扶风郡)都尉(军区司令),不久升为执金吾。尹赏在官场的升迁与他的暴力执法是成正比的:残暴指数越大,官运指数也水涨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