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宦官的突围路径（第2/11页）

作为皇帝如果想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就必须突破那些制度上的刚性约束，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正因为如此，在明代的270年里，有一大半以上的时间，皇帝的权力受到了文官集团的强力限制。就是在皇帝权力高度集中的专政时期，在权力场上能够兴风作浪的往往也是那些文官。

作为历史的看客，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的不过是表象，这种表象就是皇帝和文官斗，或者宦官和文官斗。可表象终究是表象，其本质还是文官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权力博弈。在这里，无论是皇帝，还是宦官都是被利用的工具。所以我们会在明代看见这样的现象，当文官们意兴阑珊，拢起袖子收回自己的政治主张，明朝的整个政治制度也就走到了历史的终点。

关于明代的皇帝、文官、宦官三者之间的关系，曾经有人做过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在我们面前摆一架天平，如果在天平的左侧放上9斤的物体，在右侧放上8斤的物体。那么这时候天平就会完全倒向左侧，但如果在右侧加上两斤的砝码，那么天平又会完全倒向右侧。

我们由这个比喻再回到明朝这架权力天平上，在皇帝与文官的权力博弈中，宦官就是那个后来加上去的砝码。砝码本身的重量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势均力敌的关键时刻，他往往决定着最后的胜负。宦官通过把自己的砝码投向皇帝，让皇帝在权力天平上获得优势，而这些自身可以得到巨大的回报。

其实在使用宦官这个问题上，打破种种禁令的并不是别人，而是朱元璋自己。这一点首先体现在宦官人数的急剧膨胀上，尤其是到了他统治的中后期，宦官的人数基本上是呈滚雪球状态在增长。洪武十五年(1382)十月，一次便“增设内使三百六十人”，而洪武二十四年(1391)，明王朝竟一次性向高丽国索要二百多名阉人，安南国也不断向朱元璋进贡阉人，每次动辄几十人。朱元璋统治期间，宦官机构及有关职官设置变动频繁，宦官数量不断增加，相关机构逐步膨胀。在洪武年间，明代宦官机构及职官设置就已基本形成定制。

明代的宦官机构，以“二十四衙门”为基本主体。二十四衙门包括有十二监、四司、八局。宦官除在内廷任职之外，还能出任各种外差使职。按照原来的规定，这二十四衙门主要只是为皇帝生活服务的部门。但事实上，明代的宦官已经发展成为极其重要的政治势力，不但掌管了宫廷内有关饮食起居的一般事务，还控制了全国的军政要务。

尤其是司礼监，它是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中的首席，也是整个宦官系统中权势地位最高者。可以说，司礼监这个职位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

宦官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掌权。一般说来，文官势力大，能够分掌中枢大权时轮不到宦官掌权；必须皇帝有较大权力的时候，作为皇帝的家奴才有可能掌权。皇帝有权懒得去碰才使宦官有了可趁之机，朱元璋的那些接班人中有人拿自己这个皇帝不当回事。经常干些撂挑子不上朝的出格之事。其中最为生猛的莫过于嘉靖皇帝，他居然可以做到30年不上朝。在皇帝不太管国事很懒惰的情况下，内阁的权力膨胀了，批红权就归了宦官，但在体制上君权仍是最大的，宦官的权力不可能超过皇帝。没有皇帝的支持，宦官便什么也不是，兴风作浪更是不可能的事。

这样就造成了宦官们身穿“权力马甲”占据着司礼监这一风水宝地，优哉游哉地掌控朝政。既然皇帝不干活总得要有别人来干。于是就有了宦官们代皇帝批答奏文，下行诏谕，这就等于把最高的决策权与行政权都转移到了宦官的手中。

一个皇帝30年不上朝，权力系统还能运转自如，不能不说是奇迹。而这个奇迹的产生主要得益于庞大的宦官集团和文官集团在那里平衡着权力的天平。

明朝外戚与朝臣的势力相对其他王朝来说，是非常孱弱的。这样就失去了权力应有的平衡，大权自然也就被宦官们所接手。再加上宦官掌握了东西两厂，握有司法与缉查大权，天下人自然敢怒而不敢言。而权力本身有衍生的趋势，权阉手中的权力自然会向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渗透。但由于太监干政是违背常理的，在道义上得不到任何支持，所以纷争必然会在统治内部蔓延起来，最后扩大到民间。大太监王振掌权时期，斗争还停留在相关人物上；到了后期，打击面扩大到了整个官僚系统，甚至连平民百姓也不能免祸。

再拿魏忠贤来说，在天启皇帝死后，他掌握了东厂，掌握了锦衣卫，他的那些亲信们也在权力结构中占据了显官要职。和他那张“九千岁”的名片一样，他的权力此时已经炙手可热，离皇帝之位只有一步之遥。不过这时的大明王朝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皇权成了一件易碎品。作为宦官的魏忠贤，其手中的权力越大，在官僚集团和皇帝面前的价值就越低。所以对他来说，权力达到巅峰的时刻，也就是末日到来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