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宦官的突围路径（第3/11页）

明代的宦官人数到底有多少，史书上并无明确记载。但从整体上讲，随着时间的推移，明代政治日趋腐朽，宦官人数呈急剧上升的趋势，由明初的数百人发展到明末的数万人(一说七万人，一说十多万人)。比如在正德十一年(1516年)就一次录用自宫者3000多人，从万历元年至万历六年之间，两次从自宫者中就录用了6000多名宦官。

作为皇帝一定要利用宦官才能让自己的意志，有更大的实现可能。这个看似不可思议的结论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原因。一个皇帝，他的个人荣辱，羞耻观念和普通人是一样的，他突破舆论带来的弹性约束程度有限，使用廷杖诏狱等手段的程度突破阈值的可能性较小。所以皇帝在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通常会受到来自权力系统的制约。就算他们能够做到不需要过多顾虑官员和世俗世界对自己的评价，也要为祖宗留下的江山社稷考虑。而那些太监则完全是自由职业者的状态，他们可以把一切束缚在个体身上的顾虑统统甩掉，轻装上阵。他们甚至连自身的利益都不用做太多的考量，从进入这个圈子的第一天起，他们就割断了与外面世界的联系。这种顾前不顾后的变态心理，可以让他们在行动的时候更加肆无忌惮，毫无顾虑，更不会有精神和道义上的负罪感。

其实这样做的结果，使他们自己的利益最终也受到损害，难以善终。比如王振、刘瑾、魏忠贤等人，他们最后都走到了自取灭亡的地步。所以即便是宦官，从这个意义上受到的制约也很厉害，整个明代真正不顾自己的利害关系，不怕自己遭遇悲惨下场而效仿刘瑾、魏忠贤之辈的宦官是少之又少。

我们都知道朱元璋是从社会的最底层经过奋斗才走向权力的巅峰。对于一个从战争的刀丛血泊中滚过来的草根皇帝，江山得来不易，岂容他人共享权力的果实。明朝有锦衣卫、东厂和西厂，特务密探四出，朝臣的一举一动，莫不在他们眼里。有的密探甚至偷偷给朝臣做家丁，把朝臣私下的牢骚话都给举报了。在莫名其妙中，某些人脑袋就搬了家。显然，这是常见的特务统治，自上而下的刺探情报，让朝臣人人自危。但是，在过去的帝制时代，还存在反向特务和密探，是臣子们用来打探皇帝情报的，这些特务和密探，就是皇帝身边的人。越是受皇帝信任的人，成为逆向特务的可能性就越大。

宦官穿的“权力马甲”

明朝的宦官之所以最后会闹腾得鸡飞狗跳，主要还是因为明朝极端专制的皇权。在封建官家制度中，皇帝始终高踞于权力结构的最顶端。在一大批曾经跟他一起赴汤蹈火的开国元勋被清洗之后，整个官僚集团陷入了一种信任危机。连自己最亲密的战友都不值得信任，还有什么人能够值得信赖？

开国之初，朱元璋虽三令五申，不得重用宦官，但最后他本人带头违反了禁令。朱元璋的外甥李文忠平日喜欢结交儒生，在家中养了不少门客。有一次，李文忠对朱元璋说：“内臣太多，宜稍裁省。”朱元璋愤怒道：“若欲弱吾羽翼何意？此必门客教之。”于是一怒之下将李文忠家中的门客都杀了，随后李文忠也神秘死亡。朱元璋在这里居然视宦官为自己不可缺少的“羽翼”，这种前后态度的转变让人费解，但却给那些重用宦官的皇权继承者们一个理由—谨遵祖训。

宦官本来只不过是宫廷里的服务生，身上不应该披有正式权力的外衣。但另一方面，宦官又是最接近皇帝的人。最接近权力的人，却被正式制度挡在权力的大门外，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于是他们中间有些宦官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从皇帝手中分得权力，就算不能穿上权力的正装，也要捞一件“权力马甲”穿在身上。世上的“马甲”千千万，这么多人热衷于“权力马甲”，是因为可以借着权力的光照亮自己的前程。一旦穿上“权力马甲”，又没有被人识破。那么穿“马甲”者不光可以获得正式权力的待遇，更能享受到官场利益的分肥。

朱元璋和朱棣父子都是治国的好手，两人可以说是大明王朝最为强势的两大帝王。在他们主政期间，他们也刻意规避皇权旁落的各种风险。在权力的运行中，对于那些接近权力核心层的辅官阁臣，他们可以说是防备再防备。比如说在章奏的批示上，两任皇帝都是亲力亲为，绝不假手于人，只让那些文臣在其中扮演顾问、参谋的角色，并不放权于他们。但是等到洪熙、宣德以后，这种局面就被完全打破了。尤其是票拟制度应运而生，更是增大了宦官专权的可能。票拟制度的产生主要是因为皇帝太懒，懒得连大臣们的奏章都不去批阅，然后就令内阁大臣用小票墨书，对奏章草拟出的各种处理意见，贴在各种奏疏的封面上，然后再上报给皇帝，由皇帝审定后，让太监用红笔写出，称为朱批，这就是改变明朝宦官命运的票拟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