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略方针 大错特错（第5/7页）

（七）大军作战，补给非常重要，因此后方联络线必须保持，在徐州以南之宿县附近——即徐、蚌之间，应驻有重兵，以攻势防御之态势，不断击退来犯之敌，一方面策应徐州之作战，一方面保持津浦路之运输畅通，必要时，掩护徐州国军之撤退。然当局不此之图，宿县仅驻有一四八师及交警第二、第十六两个纵队及第三绥靖区残部，战力显然不足。孙元良兵团由蒙城经宿县开徐州，不如留在宿县，与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协同遂行上项任务为有利。由于宿县被共军攻陷，徐州遂形成孤立，补给只靠空投，于作战及人心士气均受重大影响。

（八）由于黄维第十二兵团之东调，亦有错误，黄维兵团从豫南经阜阳向东北方向之宿县、徐州前进，在地图上看，是直线，似乎是条捷径，比较近些，但中间要横越过五道河流，五道河流大致都不能徒涉，须架桥越过，黄维兵团起初越过一、二道河流时，共军没有阻拦，但以后渡河时，共军迎头阻击，黄兵团只得採用强攻渡河，佔领桥头堡，掩护架桥，战斗中死伤了不少人员，既耽误了时间延缓了行程，复消耗了弹药，增加尔后补给的困难。黄维兵团就在上述的情况下，力战当面之敌，越过了几道河流，费了很多时间，打开一条血路，到了宿县境内的双堆集附近，这时共军四布，集结兵力正在等他们，该兵团遂被围困；黄维兵团原係解徐州之围，这时却要徐州军队来解他的围了。假如当时黄维兵团到了阜阳附近时，从淮河南岸地区顺流而下，左翼有淮河为屏障，共军不能中途截击，既安全而行动反较快速，到了蚌埠附近与李延年、刘汝明会合，再向北攻击，则黄维兵团当可发挥重大作用，积极方面，可望解徐州之围；消极方面，可以掩护徐州友军之南撤，最低限度亦可退守淮河，不致反要徐州国军来救而遭最后惨酷之命运也。

（九）第二、第十三、第十六兵团之突围问题：突围当然是战局很坏的情况下行之，例如：外面救兵不来，而本身粮弹告罄，或已被敌人突破了阵地，无计可施时，那只有突围。在被围之初，最好在敌人初始接近时，不待敌人站稳脚跟，即行出击，打破其包围，尤其要在夜间出击，使其不能合围成功而构筑工事；否则，等其工事构筑完成合围成功，再去攻击，则事倍而功半矣。时间愈久，工事纵深愈长，愈难突破。在当初统帅部下令以军师为单位分别突围时，总还可以冲出来不少部队，运气好的，还可以带着武器成队的人马整然的出来。然到走投无路再行突围，最后只有全部悲惨的被歼灭。

（十）国军统帅部组织不健全：在抗日作战时，是个长期抗战，日军如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一些徵候中可以判断得出来，可以及时部署，而各战区司令长官也可以不必请示最高统帅部先行调动部队準备作战；但与共军作战往往事先没有徵候，是突然而来的突袭，而部队较大单位的调动，必先请示南京。可是，南京的统帅部组织不健全；依当时情形，国防部的作战次长实际上是统帅部的参谋长，自陈诚任参谋总长时期起，关于作战重要事项都是由作战次长拟案在每週二、五总统官邸作战会报中提出请总统裁决行之，因此，作战次长何等重要，应该选定一个忠诚而才能、品学、经验俱优、精明、干练的人充任。像刘斐这个人，毫无部队经验，完全纸上谈兵，懒散狂妄，不负责任；在作战时期，徐州陆总部（笔者时任徐州总部副参谋长）关于作战方面重要事项总部参谋长每夜间以长途电话询问南京作战主管厅长如何处置？作战部门答称：「刘次长跳舞去了。」或说不在家。这种懒散不负责任的情形，显然是消极的拆滥污，蓄意破坏，贻误战机。

关于刘斐的出头，想必大家还记得，他原在广西任閑职的高级参谋，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广西和中央对立，蒋委员长赴广州解决西南问题，与广西和谈，李宗仁曾派刘斐携带条件到广州谒蒋，以后和谈成功，蒋为保持与广西方面的关係，抗战开始以后，把刘斐调到重庆任军令部厅长，主管作战，以后升为次长。据李金洲的《西安事变亲历记》说刘斐是共产党，是在日本留学时加入的，李说他是在南京的头号共谍。在一九四九年国共和谈时，他活动充当代表，和张治中等投机份子前往北平投降共党了。毛泽东曾当众介绍刘斐，说在徐蚌会战时，刘斐将国军军事秘密告知了共方，并帮助了共方甚多，毛特为表扬他。当时我们在报纸上也看到了此一新闻。以这样一个人充任作战次长，焉得不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