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略方针 大错特错(第4/7页)
(二)由于作战部门刘斐等无能及通敌破坏,在济南失陷(九月廿四日)后,迟迟不作必要的处置,直等到徐州军事会议时(十一月五日)拖延四十天之久,会议才决定在徐州作战。当时作战部门本有撤守淮河计划,在十一月五日徐州军事会议时,始行提出,但各兵团司令官认为敌人已经集中好了,时机太晚了,在大敌之前撤退,损失必大,不如依城野战,与共军一拼,于是决定守徐州备战。
(三)依当时情形看,济南已经失陷,商邱以西已经放弃,试问黄伯韬兵团在运河以东之新安镇一带,四十四军留在海州、连云港附近,有什么作用?攻既不应从该方面攻,守也分散兵力不应在该方面守,迟迟不令其向徐州附近西移,由于这一错误,以致以后(在徐州军事会议以后)黄伯韬兵团西移时,是侧敌行军,敌人已经集结好了,準备作战了,侧敌行军是非常危险的,加以中间还有一道运河将部队分离,这是一重大弱点,故黄兵团西进途中及渡河时,遭共军攻击而受到重大的损失。这一错误,南京作战部门、剿总及杜聿明应负责。至少他们是迟疑与不为。
黄伯韬
(四)在黄伯韬兵团西移时,如果原在碾庄附近之第十三兵团李弥部在西岸接应支援,阻拒运河西岸敌人之攻击,则黄伯韬兵团不致四面受敌,渡河亦不致损失太大,而进出西岸则便利多矣。同时两个兵团合力,足以击退来犯之敌,至少该两个兵团亦可顺利开往徐州,可是他们不顾虑敌人侧方的威胁,在黄伯韬兵团西移之同时,亦令李弥兵团开往徐州附近,李弥兵团走得太早,以致运河至徐州中间产生一个大空隙,共军得有机会毫不费力地截断徐州至运河间之交通。假如他们当时有点敌情观念有点警觉心的话,李弥兵团应稍缓西移,留在碾庄附近,等待黄伯韬兵团来到,掩护黄兵团渡过运河后再移徐州,命令应该规定李弥兵团等待黄伯韬兵团渡过运河后再行西移;可是他们漫不警觉地命令两个兵团同时西开,造成此一错误,等到后来黄伯韬在碾庄附近被围,再令李弥从徐州回师东进增援时,却被共军阻住,不能前进,以后虽再令第二兵团(邱清泉)东进增援,共军愈集愈众,工事纵深愈长,救黄无效矣。
(五)海州、连云港至新安镇之距离,与徐州至新安镇之距离略等,各约三日半之行程;临时拨归黄伯韬指挥的四十四军西进也是一个危险的侧敌行军,黄伯韬如果不等该军来到,即离开新安镇逕行西开似乎是不顾四十四军的危险,心中好像对不起四十四军,指挥道德上似乎有点说不过去,因此等待四十四军等了三天,以致到达运河河岸时迟了三天,这也是他吃亏的地方。这个错误,就是没有令四十四军早日西撤所造成的;四十四军拨归黄伯韬指挥,是给黄增加了一个包袱。假如他们开始调动时有敌情观念的话,应令四十四军向苏北阜甯、淮安沿运河南下,或由连云港从海道输送到长江沿岸调度使用,免得黄伯韬兵团受累。
(六)张克侠、何基沣、温家芳的叛变:第三绥区的五十九、七十七军,在七七抗战开始时,由张自忠、冯治安等率领在长城喜峰口一带曾予日军巨创,已往南征北战,很有战功的。五九军军长张克侠,是冯玉祥的连襟(冯妻李德荃之妹嫁给张克侠。张与笔者在陆军大学第十期同班)。在徐蚌会战前,冯治安之司令部一直在贾汪未动,冯的部队,主力即在该地附近,一部在徐州,冯治安本人有时住在徐州城内。因此,张、何及温家芳与共党勾结,冯莫知究竟。可能是冯妻李德荃[3]牵引勾结的结果。
张克侠、何基沣、温家芳趁冯治安不在贾汪司令部,对部下诡称係奉冯治安的命令,于十一月七日夜,下令所属部队约十五个团的兵力开往峄县境内投共了。
贾汪在徐州东北约二十五公里,是徐州外围的据点,贾汪煤矿在该地。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初,冯治安之第三绥靖区司令部在贾汪被共军围攻,笔者奉命率一九二师前往解围,击败共军,俘获甚多,使冯转危为安。该地在不老河之北约十余公里,不老河是微山湖至运河间之河流,冬季水涸多处可以徒涉,不成障碍,从贾汪南下,越过那条河,便至陇海铁路东段,位置正在碾庄与徐州中间,李弥兵团既已开往徐州,那一段可是空空的,共军从贾汪附近南下,毫无抵抗地进至该地,把黄伯韬兵团与徐州间之交通截断,黄兵团便告孤立。贾汪附近张、何、温之叛变,又是徐州附近作战失败之重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