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兵败如山倒（上）（第19/26页）

东北失败检讨答问

【问】抗战胜利后，东北接收失败，牵动大局，一般认为时任东北行营主任的熊式辉应负最大责任，洁忱先生当时担任瀋阳市长，耳闻目睹，看法如何？

答：苏俄已于三十四年八月九日进军东北，至二十日，即攻佔瀋阳，控制整个东北。同时，日本于八月十四日宣布无条件投降时，即通知伪满国务总理张景惠，撤销对伪满之承认，同日下午，张景惠宣布满洲国解散。伪满解散后，东北顿成无政府状态，假定我政府能把握时机，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迅将万福麟等三位省主席送至东北，并畀予全权，令其因时制宜，维持地方治安，遏止中共觊觎，则以万等三人在九一八前均曾在东北任军政要职，东北人民对他们耳熟能详，知道他们回来，一定谒诚拥护，原伪满军队亦定愿为他们卖命。果能如此，想东北局势定可改观。不幸，当局思不及此，反而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部署国军进驻东北事宜。这样一来，正触犯了苏俄大忌。当时，苏俄的基本政策在对抗美国，故一方面在东欧扶植傀儡政权，以为缓冲；一方面更竭力反对美国介入东北。苏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曾在长春公开宣称，东北问题为中苏两国的问题，不容第三者插手，如有第三者插手，苏俄定将其手切断，其意已至为明显。而美国则深恐东北为苏俄独佔，故愿协助我政府运兵至东北，因此甚遭斯大林之疑惧。在这种情势下，如果我们能及时收编伪满军队，维持地方治安，以消除苏俄之猜疑，实为唯一良策。但是熊式辉不此之图，惟知汲汲从事东北九省之区划与各省行政首长之人选，将大好时机轻易错过。一再蹉跎的结果，大局日非。到十月十二日，熊式辉才偕东北外交特派员蒋经国先生、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公权先生飞赴长春。此时，苏军进入东北已逾两月；在此期间，中共亦已派张学思由热河进入辽南、吕正操由华北进入辽西，其后苏俄又派飞机将林彪从延安接到哈尔滨。林彪一到哈尔滨，即大肆收编伪满军队，并接收由苏俄移交收缴日本七十万开东军之军火，势力急遽扩张。苏俄亦藉此为要胁，向我国要求东北经济合作。

熊式辉到长春后，先向苏俄交涉国军由大连登陆，苏俄以大连为自由港而予拒绝；继又交涉由营口及葫芦岛登陆，复遭苏俄藉口两地不靖而拒绝。国军不得已，始由秦皇岛登陆，很快即进佔锦州。此时，因苏军尚未撤退，国军不敢再向前推进，以免发生冲突。至次年三月中旬，苏军撤退，国军方向前进攻，一度攻抵松花江畔，复又遭马歇尔劝阻，未再前进。此时，熊式辉乃率东北行营人员由锦州进入瀋阳，中央各部会接收人员及各省、市政府人员亦相继来到瀋阳，瀋阳顿成东北军政中心。惟熊式辉一行入瀋后，置军事政务于不顾，镇日酬酢徵逐，颇失民心；而中共则加紧训练，不久，即有连续五次之攻势，致东北局势日趋恶化，终告溃败。检讨东北失败，原因固然很多，但我认为熊式辉应负最大责任：第一、他不应建议政府将东北三省改为九省，致一再延误接收时间，而予苏俄培植中共武力之时机；第二、即或必须改为九省，对省、市首长人选，亦应协调东北派系，均衡任用，不应多任用自己亲信人士，致遭东北人士攻击，因而演为派系之倾轧，甚至相互攻讦；第三、当中央接收人员抵达瀋阳，争相抢夺，熊式辉身为东北政治最高负责人，不能严加制止，予地方人土极恶印象；第四，当国军进抵松花江畔时，东北土地约有三分之一，人口约有三分之二以上在国军控制中，熊式辉即应以东北最高统帅身份严令各省、市积极招募壮丁，组织保安部队，维持地方治安。如此，国军即可集中兵力，积极整训，以防共军来犯。惜熊未能如此做，致兵力分散，复以军纪废弛，而无法防御共军大举进攻。

总之，熊式辉私心自用，处理东北之策略，已失先着，加以在时间上又一再延误，在瀋阳时期，又未能整饬政风，争取民心，遂又将良好时机轻易断送。

大陆沦陷后，熊式辉置公谊私情于罔顾，不肯追随政府来台，到香港去炒股票，失败后再到曼谷开设纱厂，经营不善，又告倒闭。走投无路，才向政府申请来台定居。他到台湾后，居住台中，欲谋一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委员而不可得，悒郁而终。

【问】张公权先生于抗战胜利后，奉命出任东北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与苏俄交涉接收东北经济事宜，遭致若干批评，毁誉参半。洁忱先生当时追随公权先生，亲历此事，您的看法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