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兵败如山倒（上）（第20/26页）

答：公权先生在东北的工作可分为三个阶段。最初研究规划东北经济接收事宜，其次与苏联交涉东北经济合作事宜，最后推动东北经济重建事宜。

先是，苏军进入东北后，即图控制东北经济，故提出中苏合作之要求，谋夺东北经济之控制权。据我所知，张先生与俄人交涉之初，苏方所提条件极为苛刻。他们声称东北工矿厂房，凡属日人所兴建者，皆应视为苏方之战利品，苏方即以这些战利品为股本，要求与我合作，成立一个中苏合办公司，东北一切电力、工业及矿业等设施，均应纳入合营之範围。察苏俄用意，一方面是控制东北经济，另一方面是使美国无法涉足。按照这样条件，东北蕴藏丰富之资源如铁、煤、镁及石油等，势将为俄人所攫夺，我国政府自然无法同意。

后经公权先生与苏方一再交涉，并多次请示政府，函电往复，最后始拟定两项对策：一根据同盟国协定，战败国在各盟国领土内所有工业设施，悉归该盟国接收，故东北之日本工业设备，不能视为苏军之战利品。中国愿接受苏方投资，但不能用战利品字样，而改为对苏军之战费补偿，并将範围缩小一半，重工业由中苏合作，轻工业由中国自行经营，亦即在当时估计全部价值约为六十亿美元之工业设备中，苏方以三十八亿美元作为合作之股本，其余二十二亿美元逕交中国接收；二苏俄允将由东北劫持回俄之机器设备运回东北，作为投资股本，合作方式亦由设立一大规模公司改为分设若干不同种类之公司，如水泥公司、铁矿公司等。

当时，公权先生深知俄人狼子野心，其要求极不合理，但他鑒于俄人已实际控制东北，若不适度满足其要求，则其延缓撤兵，扶植中共，最后并将东北政权移交中共，则国家损失益为不赀。在权衡利弊下，不得不暂时牺牲若干权益，迅谋解决中苏争议，俾东北地方政权得以早日接收。他这项提议，经过多次交涉，终于为俄人所接受，仅待双方签字，即可成立协定。不意，在此紧要关头，重庆召开二中全会，与会委员闻知此事，多认既有中苏友好条约，即无经济合作必要，故纷纷表示反对，甚至诋斥张公权出卖国家、断送东北。而身负决策重任的宋子文、王世杰、翁文灏等人，事前均同意此事，此时却不敢挺身说明，以致迁延未决，严重贻误国家前途。

平心而论，我国确无接受苏方要求之义务，然苏军盘踞东北，已属事实，我既无力与之抗衡，则应面对现实，忍痛牺牲，以争取宝贵时间，解决中共心腹大患。公权先生在这段期间，煞费苦心，处处以国家前途为念，不惜肩负举世交谤之罪名，其高瞻远瞩，忍辱为国之精神，令人敬佩。如当时政府当局能接受他的建议，我想东北局势可能有所改观。迄今思之，良可歎息。兹特节录张公权先生三十五年四月二十日所记日记一节，以见其苦心：

五月余苦心焦虑，奔走于渝长之间，冰天雪地，鸢飞空中，置性命于不顾而所得之结果如是。不知主管当局所持之政策，祸乎？福乎？加上二中全会一幕，国家主义派之偏狭见解，与附和者之利用以作私人斗争，造成今日不可收拾之局面，黑暗耶？光明耶？乃知国家大事，真是一髮千钧。恐对于今日局势之负责者，尚沾沾自喜，认为得计，而未尝一加反省也。同时为苏方计，目前似得一听其指挥之政权，以遂其独霸东北之野心，然亦有若干不利之点：1. 苏方未履行中苏友好条约，东北问题尚属悬案，即使能向东北共产政权取得权利与地位，其权利与地位亦未能合法化；2. 国共两方继续作战，东北继续在战时状态之中，政治无法安定，经济岂能发展？3. 苏联之衊视条约，不顾信义，阴谋侵略，将为世界舆论所指摘。有此三种顾虑，推测其今后所採政策，可能如下：（1）在国共两军相持不下之际，出而调停，按照政协决议，协商解决；（2）绝对与国民政府为敌，加强援助东北共产武力，阻止国军北上，并在关内煽动中共，使与政府破裂，全面作战，俾中央无法兼顾东北，乃至不得不与中共谋妥协。

中苏交涉失败后，公权先生返回重庆。至苏军撤出东北，国军进佔松花江以南地区，张先生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重返瀋阳，主持东北经济复员重建事宜。这时瀋阳已为东北军政中心，进入东北国军数达五十万，军需供应，极为沉重，复以东北币制紊乱，伪满币、红军票、法币，平流并用，益增经济建设之困扰。张先生有鑒于此，首先着手整顿币制。他向中央建议，发行东北流通券，兑收原有各种纸币，以统一币制。为此，他又成立东北生产局及房地产管理局，分别接收管理各项轻工业（重工业由中央各部接收）及日人与伪满官吏之房产，作为流通券之发行準备基金。这项措施对于维持东北经济稳定，发挥相当大的作用；同时，这种困难的工作，若非公权先生这样深谙财政经济之学理，并与中央有良好关係者主持，恐是无法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