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兵败如山倒（上）（第18/26页）

（本文摘自《刘茂恩回忆录》）

东北接收与戡乱战争

董文琦^[4]

东北失败实可分为外来因素与内在因素，外来因素固为主因，但人谋不臧之内在因素，亦应负大部责任：

第一，在军事方面，应主动时处处陷于被动：东北剿共初期，国军势如破竹，一举而克复四平街与长春，声势浩大。此后固因周恩来联合民盟，压迫马歇尔促成停战，国军遂未能一鼓作气，一举而下哈尔滨，但当时国军控制地区面积广大，人烟稠密，资源丰富，如能在收复地区加强组训地方团队，畀以清剿地方散匪，维持地方治安之责，则国军即可集中整训加强战力，不仅可阻敌来犯，也可乘机北上，追亡逐北。惜在休战期间未能如此做去，反将精锐部队分散戍守于光复之县市，致使兵力分散，所谓「守者千里，攻者一点」，遂予共军以各个击破之机会，完全陷于被动挨打之局面。且国军各将领或贪骛外事，或专尚宣传，或追求享受，或兼营商业，其尤恶劣者，则吃空额之风十分盛行，军队不能核实发饷，弊窦丛生，当时东北国军号称五十万，实则不足三十万。在此情形下，国军锐气一挫，即由主动变为被动，终致江河日下，不可收拾。

第二，在政治方面，应争取时间时着着落后：在重庆时，日本于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蒋委员长曾召见原东北三省主席万福麟、马占山、邹作华等三人，指示他们迅速筹组省政府，準备回东北接收。当日本投降，苏俄军队进入东北时，东北顿成无政府状态，此时如能遵照委员长指示，迅将三位省主席送至东北各省会，并授以临机制宜之全权，暂行维持东北局面及地方治安，则伪满二十万军队，将为我抢先收编利用，而不致为共党所用。惜中央发表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后，他不察东北局势发展情况，先将东北原来三省改为九省，复将原三省主席改为行营政治委员会委员，另选九省主席。新主席派定后，又一再讨论如何组织省政府，大好时光，一误再误。我当时为东北水利特派员，亦奉命参与会议，深感每次会议所讨论的多为行政琐事，很少针对东北局势之演变，筹商因应的措施。至十月中，始将各省市首长，先后送至长春。是时，苏军早已全面控制东北，并协助中共张学思由热河窜入辽南，吕正操由华北窜入辽西，复又将林彪自延安接至哈尔滨，收编伪满军政干部。熊式辉到长春后，曾要求苏军司令协助我方建立地方政权，接收省市行政机构，苏方当即答允协助。如果当时各省市首长，能利用苏军的协助，分别至各省市接收，当仍可与中共一争胜负，惜亦未能如此去做。至苏军撤退后，中央各部会及地方党政人员，始大量涌进瀋阳，等待随军接收，其中复又昧于地方情况或官僚习气太重，甚至一工厂甲机关去接收，乙机关又去贴条，互相争夺，致政治败坏，民心尽失。

第三，在情报方面，敌暗我明：剿共期间，中共间谍渗入我军事决策机关，据当时传闻，国军与共军作战，如果某一部队战胜，则必立被调开。此虽似故甚其辞，但后来发现行营政治部两名重要职员与共党暗通消息，证据确凿，由此推断，传闻不为无因。

第四，战略方面，宜忍耐时轻躁妄动：如三十六年冬剿共末期，长春、瀋阳、锦州三地被围时，美国特使魏德迈曾建议我政府将东北国军撤至锦州，全力扼守山海关，却未被接受，以致三十万精锐大军一朝溃灭，优秀装备尽陷敌手。

由于上述种种因素，致使东北大局日益恶化，其间政府为挽救颓势，特于三十六年九月派参谋总长陈诚接替熊式辉。陈先生到任后，先由内部着手整顿：一建立军事统一指挥系统，二整饬军队风纪，三树立廉能政风，四加强防谍工作；各项改革雷厉风行，一时颇具成效。惜因为时已晚，陈先生又身患疾病，在职仅数月便告辞职，东北大局遂益行严重。到卫立煌来后，大势已去，虽勉强支撑，延长固守时间，而局面已恶化至极。再加上各军将领嫌怨颇深，不能上下一心，全体用命，如孙立人即因与杜聿明不合而被调为东北保安部副长官，解除了实际兵权；又如三十六年行宪后选举副总统时，廖耀湘、杜聿明因地域观念作祟，分别支持程潜、于右任，捲入政争漩涡，自相倾轧，更使将士离心，终致失败。有人说：「东北好似中国的一个毒瘤，不能治好即应割去。」但此一毒瘤的位置是在身上重要部位，若能不任它变成毒瘤，原可营养百脉，强壮精神；既已变成毒瘤，留在身上固会耗尽精血，一刀割去，亦可因伤致命。换言之，如东北不能善加利用，固然无从强国，若被敌人利用，反可使我们亡国。不可讳言，正由于东北失败，乃演成整个大陆之失败。缅怀往事，不胜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