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The Gray Zone 灰色地带（第11/13页）

兰科斯基是什么样的人？他既不是残酷无情的恶魔，也不是一个普通人，而我们周围有许多人正像他一样。在他的“职业生涯”之前所屡屡遭受的失败，对他的影响是重大的——很少有人能够从失败中汲取道德的力量。在我看来，从他的故事中，人们会发现，在典型情况下，政治压迫几乎必将催生一个难以界定的区域——一个道德模糊、人格扭曲的区域。在每个至高无上的宝座脚下，都会群集着像兰科斯基这样的人，争夺着自己的那部分小小的权力。这种愚蠢的景象时常重演——我们会记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岁月里，在希特勒的宫廷，在墨索里尼的萨罗共和国的内阁中，所存在的垂死挣扎。他们都是灰色的人，首先是出于盲目，然后变成罪犯，在他们中疯狂地分割着邪恶而垂死的职权。权力就像毒品：没有涉足其中的人不会意识到对它的需要，而一旦开始，也许是一种偶然（就像兰科斯基），对权力的依赖和需要自诞生一刻起便日渐膨胀，正如对现实的否定和全能的幼稚梦想。如果对兰科斯基醉心权力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这种陶醉并非仅存在于隔离区的环境中。换句话说，对权力的痴迷是如此的强大，甚至蔓延到原本为了消灭所有个人权欲而设计的环境中。事实上，对于他，以及他的那些更著名的榜样，由于持久而无可置疑的权力所引起的“症状”是显而易见的：扭曲的世界观、教条式的傲慢、对诌媚的需要、痉挛般地运用命令杠杆，以及对法律的蔑视。

所有这些都无法免除兰科斯基的责任。在罗兹的苦难中，一个兰科斯基应运而生，这是让人痛苦和苦恼的。如果他在自己的悲剧中得以幸存，而他毒害隔离区的悲剧，并将自己的历史形象叠加于其上，没有任何特殊法庭会赦免他的罪行，我们当然也不会在道德的层面上赦免他。但是，的确存在情有可原的环境因素——像纳粹这样的恶魔主义具有可怕的腐蚀力量，让人们难以在它面前独善其身。它降低受害者的人格，同化他们，因为它需要大大小小的同谋者。必须具备真正坚强的道德盔甲，才能抗拒它的腐蚀。而对于一个罗兹商人，查伊姆·兰科斯基，以及当时的整整一代人，所具备的道德盔甲是脆弱的。然而，我们的道德又有多坚强？今天的欧洲人的道德又有多坚强呢？如果受到必然性的驱使，同时又面临巨大的诱惑，我们每个人又会怎么做呢？

兰科斯基的故事是一个令人悲伤、不安的故事。同样，还有“卡波”们的故事；集中营的小职员们的故事；那些服务于某个政体，却有意漠视其罪行的小小掌权者们；那些批准所有事情，因为一个签字并不值多少钱的下级官员们；那些大摇其头却默许罪行发生的人们；还有那些说“就算我不去做，其他人也会做得比我更坏”的人们的故事。

兰科斯基，一个简明而典型的形象，必然被置于这个道德模糊的灰色地带。我们难以判断他的良心程度——只有他站在我们面前才能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哪怕是说谎，就像他可能一直在说谎，也在欺骗他自己。但无论如何，他能帮助我们理解他，就像每个被告人帮助他的法官，即使他并不想，即使他在说谎，因为人们扮演一个角色的能力并非是无限的。

但是所有这些并不足以解释这个故事所散发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也许它有着更加深远的意义：我们看到兰科斯基，便如在镜中看到了自己，他的道德模糊性同我们一样，这是我们的第二天性——我们正是由粘土和灵魂混杂而成。他的狂热正同我们一样，我们对“在锣鼓中坠入地狱”的西方文明的狂热，更可悲地点缀着我们社会权势扭曲的象征形象。他的愚蠢在于他的自以为是，正像《一报还一报》（Measure for Measure）中依莎贝拉所描述的世人：

骄傲的世人掌握到暂时的权力，

却会忘记了自己琉璃易碎的本来面目，

像一头盛怒的猴子一样，

装扮出种种丑恶的怪相，

使天上的神明们因为怜悯他们的痴愚而流泪；

就像兰科斯基，权力和权势让我们眼花缭乱，忘记了自己易碎的本质。有意或无意间，我们与权力达成了妥协，却忘记了我们都在隔离区内，这隔离区高墙森森，墙外便是死神的领土，而死亡的列车正静待着准备出发。

1. [1] 维德孔·吉斯林（Vidkun Quisling, 1887.7.18—1945.10.24）：挪威国家统一党元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挪威首相。因其在大战期间与纳粹德国积极“合作”，吉斯林的名字已成为“卖国贼”或“叛国者”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