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后时代（第2/5页）

这似乎也能解释，为什么胡适等人热衷的“民主宪政”从来都只能沦为书生之见，因为那玩意儿就需要大家坐在一张圆桌前搞合作。可是我们从老祖宗那里继承下来的，不是圆桌，而是四方桌，谁居上首，谁陪末席，甚至连上桌子的资格都没有，这都是有讲究的，岂能允许你们随随便便，呼啦啦地聚一堆，成何体统？

据说新桂系刚刚平定广西时，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这“三雄”也是谁都不服谁，颇有自相火并之势。直到后来他们突然想到了一个地方——广西金田。

那是当初太平军发家之所在。想想这些被清廷称为“长毛”的猛人吧，本来势头多好啊，可是江山才打了一半，就自己熬不住，闹起了内讧，结果“身死国灭”，为天下笑。

想到这里，他们就不敢再闹了：人家好歹还拿下了半个中国，我们才刚刚搞定一个广西，争来夺去确实没有太大意思。

广西的“三雄”故事前鉴未远，华北的“双雄”暗斗却又要开始了。

张自忠对宋哲元不服气，想争做头儿，可是由于萧振瀛离开华北前做了布置，不仅冯治安站在了宋的一边，即如其他几个师长，也大多倾向于拥宋，这使双方实力达到了新的均衡，仅靠张自忠一人，如何能够再推得动宋哲元这座大山？

实力不济，那就得玩儿计谋。

张自忠的门客们曾尝试引用北洋时代“曹吴配”的办法，来架空宋哲元。

曹就是尽人皆知的“贿选总统”曹锟，吴就是吴佩孚。“曹总统”稀里糊涂，根本搞不清楚究竟该如何治国理政，平时诸事不问，所以“曹吴配”当家的实际是吴佩孚。

以“曹吴配”来套用“宋张配”，就是希望宋哲元退到名义上的华北负责人，而由张自忠来主持一切，掌控实权。

这事当然得宋哲元自己愿意才行。

经过暗中联络，天津的“拥张派”便传话给北平政委会里的“拥宋派”，让后者找机会试探宋哲元。

政委会里的那帮家伙，与其说他们是“拥宋派”，倒不如说他们是骑墙派更好。反正不管是拥宋、拥张，甚至拥日，无非是奔着名利二字去的，谁上来能给他们荣华富贵，就向谁三呼万岁。

宋哲元本来就是一把手，从他身上捞不着太大的拥立之功，但如果能够使二头儿张自忠“黄袍加身”，意义就不同了，一旦成功，那就是“开国功臣”的待遇啊，所以，这些人的热情比“拥张派”还来得高。

可是宋哲元并非曹三傻子（曹锟），他个人的自尊心很强，宋、张关系也完全不同于曹、吴，如何甘心充当傀儡一般的角色。

“拥张派”碰了一鼻子灰，张自忠自己也有些束手无策。

这时候他们就想到了萧振瀛在时曾使用过的那个策略：挟日自重。

宋哲元谁都可以不怕，他能不怕日本人吗？所以只要能借到老虎皮，宋哲元就只能变成一只猫，在我们面前乖乖就范。

张自忠没有想到，他这是在玩儿火！

当初萧振瀛也是在二十九军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才不得已使用这一下下策的，而倘若你不是萧振瀛那样的纵横高手，到最后几乎注定要引火烧身。

萧振瀛离开华北后，日本人并没有放弃“以华制华”的策略，一直想在二十九军内部继续做文章。

现在张自忠的门客主动接洽，自然是求之不得，于是马上把张自忠给顺势托起来，拿一堆舞台灯光照着，捧其为华北的中心人物。

1937年4月，日方放出诱饵，说要邀请宋哲元赴日考察。

按照宋哲元自己的解释，他觉得自己理所当然不能去，但是又不能因此得罪日本人，两难择其中，便让张自忠访日。

事情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张自忠接受宋哲元的命令，代其前往东瀛。

然而真实的内幕并非如此，张自忠其实并非宋哲元所派，他是自己拿着邀请书去日本的！

在当时，日本绕过宋哲元，而单独邀其部下，显然对宋哲元的声望和权威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甚至也是一种侮辱。宋哲元明知这一点，却也只能打碎牙和血吞，对外还要解释，说这是自己的权宜变通之计——张自忠使日，实乃吾之驱使。

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是日本人使的一个离间之计，为的就是打压宋哲元，抬高张自忠。

出任天津市长期间的张自忠（左四），根本没意识到，他已经陷入了日本人的阴谋中

聪明的，无论如何不能上他这个当。

可是张自忠还是高高兴兴地去了东京。在那一刻，他肯定认为由于日本人的“破格器重”，自己的光环超过了宋哲元。没有想到的是，在不知不觉中，他已经踏入了一个可怕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