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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初冬的黄昏，霞光正用五颜六色尽情地装扮天空，天上有一条淡蓝的河铺上了鲜红或金黄的彩带，妖娆绚烂。我醒来时意识到自己又活过来了，便越过乌鸦站立的枝头，如痴如醉地看了一阵天空，才把目光转回来向四处搜寻。乌鸦在河中追逐，欢天喜地寻找美餐。河已经变得平阔，水流也很平缓。带状的薄烟缠绕在水面上，夕阳把烟雾染成了霓虹的色彩。开阔的水面上流金溢彩，波光闪烁。渔船在水中摇动，橹声悠长，天地间更显得沉静。但这些渔船既不是在采菱，也不是撒网捕鱼，而是在捞尸。

我被捞尸的人拉上船，坐在一堆死尸边翻看了几张脸，我没有找到熟悉的人，比如吴明和杨德高。捞尸的老头是个好人，他脱给了我一套青布衣服，说上面鬼子太多，你要小心。我向老头深深地鞠躬致谢。当夜，老头把我带到他家里，给我敷了一些消肿散，老头说，知道我为什么帮你吗？我茫然地摇头。老头说，你长得太像我孙子了，我孙子也当兵去了，是死是活也不知道。我问他孙子在什么地方当兵，他说在云南呢，听说将军姓孙。我心想，那地方打得很艰苦，广播里每天都在宣传远征军，连打胜仗哩！便安慰他，兴许你的孙子还活着。老头用自家泡的桂花酒款待我，酒后睡了一天一夜，直到第二天夜里，我才向老头告辞，翻山越岭寻找大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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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回到部队时，没有找到吴明和杨德高，阵亡名单上也没有他们，我只好抱着侥幸心理祈祷他们还活着。

没有战斗的时节，日子便在每一天流走了，吃饭和睡眠都成了最大的乐事，连空气都显得懒洋洋的。我们驻扎的那一带冬天雾特别多，傍晚雾便从天而降，像一团轻柔的棉被笼罩着地上的一切。1944年的冬天，我们驻扎在离清平县城仅八十公里的一个小镇吴家坝，和日军仅隔两座山。吴家坝只有一条街，两边的房檐呼应着一线白白的天光，街上的店铺大多关门走人，仅有两家杂货店的老头不愿逃走，表示死都要死在祖宗留下的基业上，其余的人都逃到了更远的山里。我们住在民房里，能吃上米饭、面条，恍若住在自己的家里。在这暂时的平静中迎来了1945年的春节。清平县一个抗战宣传队带着慰问品来劳师，我们吃上了猪肉，晚间还看了演出。演出队里有一个小姑娘穿着红花夹袄，脸上有两团夸张的胭脂，一张嘴便露出了整齐白亮的细牙齿，士兵们便向她鼓掌吹哨。她抚着辫子唱了一曲《流浪》：

从故园到异乡，

我们在祖宗留下的土地上遭殃，

流浪，流浪，

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和平，

重新沐浴清明的阳光？

没有人能回答她的疑问，在寒风中士兵们也只能暗自落泪，都期望来年有一个好光景。

只有在过年的这几天里，士兵们恍惚遗忘了战争，不久前的战事似乎被浓雾掩盖在另外的世界。大家纵情喝酒，学着小姑娘的声音怪声怪气地唱歌，晚上用骰子或扑克消磨时光。也有的要闲聊家乡的汤圆，母亲做的饺子或自家门上年年春节都要换上的大红春联。我却在暗夜里用父亲的烟袋抽上一袋旱烟，吴家坝的杂货店里有燥辣的烟叶出售。

再次整编后，我与新来的蒋国全成了好朋友，他的老家和我仅有一县之隔，我在武连，他在平阳，我们那一带都喜欢把“二”说成“儿”，把“环”说成“烦”。我们那里都喜欢种油菜，每年四月“菜籽花花菲菲黄”，最后的那个“黄”字会说成“房”，乡音让我们一见如故。蒋国全总爱炫耀说他跟当今委座是本家，要长官对他客气点。士兵们都爱逗他玩，对这个有着显赫姓氏的蒋姓士兵不客气看你龟儿咋着？蒋国全便没了下文，士兵们嘲笑他，叫委座给你派个好差使嘛，怎么也来送命？蒋国全便振振有词地说：老子上战场打鬼子，光荣呢，我们蒋本家都说了男儿当精忠报国嘛！士兵们就笑，好个男儿，你就等着送死吧！蒋国全也来了气：老子又不是没死过！

蒋国全其实是九死一生的人，他也是从河北、河南再到湖北、湖南一直打到广西，他失去了两根小指，腿上被弹片切掉了一大块肉，耳朵削去了耳垂，背上至今还有大火烧伤的痕迹，还掉了两颗门牙，这让他说话不关风，吹牛时嘴巴里也嘶嘶啦啦的，他喜欢撩起上衣给人看他的脊背，脊背上有很大的疤痕。他说老子不是说了耍的，老子这是玩命拼出来的。士兵们便不好再说什么了。

蒋国全言必称“老子”，这让很多人不舒服。我因为急于攀老乡，也就不再计较他说话的口气。我问他家还有什么人，他说，还有母亲、媳妇和两个弟弟。蒋国全说他结婚很匆忙，定亲七天就完了婚，媳妇也没坐上红轿子，还是自己走来的。他在临走之前没日没夜地在媳妇身上倒腾，希望抓住最后的日子让她怀孕。蒋国全抽着我的旱烟，幽幽地望着黑黝黝的山说，不知有了没，但愿不是个男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