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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回候诊区，心里期望吉尔克里斯特已经在那儿了。但是他还没到，不过那两个医生倒是在，他们正在同一个小护士说话。

“你在这儿呢，”那个小护士说道，“我还担心你已经走了呢。你能跟我来一下吗？”

丹沃斯以为她是在对他一个人说话，但是那两个医生也跟在她后面出了门，他们穿过一条走廊。

“我们到了。”她为他们打开一扇门，那两个医生鱼贯而入。

“我什么时候能探视巴特利·乔德哈里？”丹沃斯问道，一边用手撑住门不让她关上。

“阿兰斯医生会直接带您去的。”她答道，然后关上了门。

那位女医生已经没精打采地在一张椅子上坐下了，手插在口袋里。那位男医生正站在茶具台前，插上电热壶的插座。

这间等候室完全是急诊处的翻版。它有着和急诊处候诊室一模一样的椅子，坐在上面难受得好像脊椎都要断掉；一模一样的桌子，上面散放着说明小册子；茶具台上悬挂着一模一样的金属箔花环，系着塑料冬青枝。不过这儿没有窗户，甚至在门上也没有。这个房间虽小，但设施俱全，全然私密，是那种人们用以等待坏消息的地方。

丹沃斯坐下来，突然觉得很疲倦。真是坏消息——某种感染，血压96，脉搏120，体温39.5度。牛津仅有的另一个技术员去威尔士了，学院主管出门做圣诞购物去了。而伊芙琳在1320年的某个地方，离她原本应该被投放的日期延后了数天或数周时间，甚至数月。

那位男医生在一个杯子里加入牛奶和糖，开始搅拌，等着电热壶里的水开。那位女医生昏昏欲睡。丹沃斯凝视着她，心里想着时滞量。巴特利说过初步计算显示只有极少量的时滞，但那只是初步计算。巴特利告诉过他，他认为两周的时滞量也是有可能的，那样事情就说得通了。

历史学家被送回的年代越远，平均时滞量越大。到20世纪的传送通常只有几分钟的时滞，传送到18世纪则有几小时的时滞。莫德林学院前往文艺复兴时期的传送计划还在无人阶段，他们计算得出会有3到6天的时滞量。但那些只是平均数。时滞量随着被传送者的不同而不同，而且不可能预测出任何一个特定传送的时滞量。到19世纪的传送就出现过从不足1天到48天的时滞量差异，而去往那些无人区的传送常常根本一点时滞都没有。

并且，那些数据经常显得很随意，很异想天开。当他们为去往20世纪的传送进行首次时滞测量时，丹沃斯站在贝列尔学院空空的方庭中，被传送到1956年9月14日的凌晨两点，那次的时滞量只有3分钟。但当他们再次把他传送到两点零八分时，时滞量将近2个小时，他几乎是擦着一个彻夜狂欢后偷偷溜回学院的大学生鼻子尖被拉了回来。伊芙琳也许被传送到了她本应到达时间的六个月之后，而巴特利跑到酒馆去就是为了告诉他要把她拉回来。

玛丽进来了，身上依然穿着外套。丹沃斯站起身来问道：“巴特利他……”心里隐隐害怕着将要听到的回答。

“他在急诊室，”玛丽答道，“我们需要他的医保号，而且我们没在贝列尔学院的卷宗里找到他的记录。”她灰白的头发又飞散开来。

“他不是学院的员工，”他回答道，“技术员是被指派到各个学院的，他们的人事关系归大学管。”

“那么他的档案应该在人事主管办公室了。你知不知道他在过去一个月里去英国以外的地方旅行过吗？”

“两个星期前他到匈牙利的19世纪进行过实地测量。从那以后他一直待在英国。”

“有没有什么从巴基斯坦来的亲戚拜访过他？”

“他没亲戚，他是第三代移民。你诊断出他得什么病了吗？”

玛丽没回答，又接着问道：“吉尔克里斯特和蒙托娅在哪儿？”

“你告诉吉尔克里斯特在这儿和我们会和，但直到我被带到这儿来时他还没在医院出现。”

“蒙托娅呢？”

“传送一结束她就走了。”丹沃斯回答。

“你知不知道她可能会去什么地方？”

不会比你知道得更多，丹沃斯心想，你和我一起看着她离开的。“我猜她回她的发掘场了，她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那儿。”

“她的发掘场？”玛丽重复道，好像她从没听说过有这么回事一样。

这是怎么了？丹沃斯想，有什么不对吗？“在威特尼，”他说，“国民托管组织名下的农场。她正在那儿发掘一处中世纪村庄遗址。”

“威特尼？”她说，看上去似乎很不高兴。“她必须马上到医院来。”

“要不要我给她打个电话？”丹沃斯问，但玛丽已经走向那个站在茶具台旁边的医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