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六章(第14/21页)

不法分子有联系,因此不能聘他教课。

瓦季姆失业了。失业就是失去面包,这是他的维亚特卡。

我们被流放了。跟我们来往的人是危险的。贫困痛苦的年代临到了他头上;为了勉强糊口,他战斗了七年,与粗暴残忍的人打交道,受尽侮辱,而朋友远隔万水千山,不可能互相帮助。充沛的精力就这样消耗完了。

后来他的妻子告诉我:“有一次我们的钱都花光了,前一天我想弄十来个卢布,但怎么也弄不到;可以借钱的地方都借遍了。店铺再也不肯赊账,非付现钱不可。我们老是担心,明天孩子们吃什么?瓦季姆坐在窗口,一筹莫展,后来站起来,拿了帽子,说他想出去走走,我看他心事重重,有些害怕,但希望他出外散散心。他走后,我扑在床上痛哭,哭得很伤心,后来开始考虑怎么办;一切稍微值钱的东西(戒指、汤匙之类)早已抵押了;只有一条出路:去找我娘家,恳求他们那傲慢冷漠的援助。这时,瓦季姆在街上漫无目标地溜达,走到了彼得罗夫林荫道。路过希里亚耶夫118的铺子时,他头脑中忽然闪过一个思想:他的书有没有卖掉一本?五天前他去问过,但一无所得。他惴惴不安地跨进店堂,希里亚耶夫一见他便说:‘您来得正好,彼得堡的代理人有信来,您的书卖了三百卢布,您要用钱吗?’希里亚耶夫数了十五个金币给他。瓦季姆高兴得发疯似的,一见饭店便进去买食物,还买了水果和一瓶酒,神气活现坐了出租马车回家了。我那时正在剩下的清汤中掺水,预备给孩子吃,也留一些给他,骗他说我已吃过,谁知他忽然捧了一瓶酒,一包食物,像有的时候那样,高高兴兴回来了……”

说到这里她哭了,再也说不下去……

流放回来之后,我在彼得堡与他匆匆见过一面,发现他变得多了。他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但正如没有放下佩剑的战士,感到自己已遍体鳞伤。他显得沉默寡言,疲惫不堪,眼睛无神地望着前面。1842年我在莫斯科见到他也是这样;他的境况有了若干改善,他的著作得到了好评,但这一切都太晚了,这是波列扎耶夫的肩章119,科尔列夫的被赦120——不是沙皇的恩赦,是俄罗斯生活发展的结果。

瓦季姆消瘦了,1842年秋季发现他患了肺病——这种骇人的疾病,我还得再看到一次。121

他死前一个月,我怀着恐怖发觉,他的思维能力衰退了,减弱了,仿佛蜡烛即将熄灭,屋子变得昏暗无光了。不久他的谈吐枯涩了,要费很大力气寻找词句,往往只能发出几个近似的语音,后来他几乎不再讲话,只关心自己的药,问一声是不是该吃药了。

2月一个夜间,三时左右,瓦季姆的妻子派人来叫我。病人已垂危,他要见我。我走到床前,拿起他的手,他的妻报了我的名字。他很疲倦,望了好久,认不出我,又闭上了眼睛。孩子们给带到他面前,他看看他们,似乎也不认识。他的喘息变得困难了,安静几分钟以后,他突然带着嘶叫发出了一声长叹;附近的教堂这时传来了钟声,瓦季姆静静听着,说道:“现在是晨祷的时候啦。”从此他再没讲一句话……妻子跪在死者的床边啼泣;一个忠厚善良的大学同学最近一直在帮忙照料他,这时赶紧搬开放药的桌子,卷起窗帷……我走出房间,院子里寒冷、清朗,初升的太阳照得雪地亮晶晶的,仿佛出现了什么喜事。我去选购棺材了。

我回来时,死一般的沉寂笼罩着小屋;按照俄国习俗,死者给移到了客厅桌上,稍远处坐着他的朋友画家拉布斯122,正含着眼泪用铅笔勾下他的遗容。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合抱着手,露出无尽的忧伤,默默站在死者身旁。任何美术家都塑造不出这么崇高而深刻的《哀悼》。这女人年纪不轻了,但还保持着一种严峻端庄的美;她披着一件银鼠皮镶里的黑丝绒长斗篷,一动不动地立着。

我停在门口。

静寂持续了两三分钟,突然她俯下身子在死者额上重重吻了一下,说道:“永别了!永别了,我的朋友瓦季姆!”然后迈着坚定的步子走进了里屋。拉布斯还在画,向我点点头;我们不想讲话,我默默坐到窗边。

这妇人是为12月14日事件流放的扎哈尔·切尔内绍夫伯爵的妹妹叶·切尔特科娃123。

西蒙诺夫修道院的修士大司祭梅尔希杰克主动提出,要让瓦季姆葬在他的修道院中。梅尔希杰克是普通木匠出身,狂热的分裂派教徒,后来皈依正教,当了修士,成为修道院长,最后当了修士大司祭。尽管这样,他仍保持着木匠的本色,就是说没有失去良心、宽阔的肩膀和红润健康的脸色。他认识瓦季姆,重视他对莫斯科历史所作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