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六章（第15/21页）

死者的遗体抬到修道院门口，大门开了，梅尔希杰克率领全体修士低声唱着忧郁的赞美诗，把受难者的简陋灵枢迎进了墓园。离瓦季姆的坟墓不远，安眠着我们所宝贵的另一个人的遗骸，那便是韦涅维季诺夫124的坟墓，墓碑上写着：“他历尽风霜，而一生又如此短促！”瓦季姆也度过了多灾多难的一生！

命运对此还不满足。真的，为什么年老的妈妈如此命长？她看到了流放的终结，看到了孩子们那青春焕发的年代，那才能的光芒，为什么还要活下去呢？谁珍惜幸福，谁就得及早辞别人间。世上无持久的幸福，正如没有永不融化的冰雪一样。

瓦季姆的大哥在季奥米德战死后几个月也死了；他得了感冒，没有及时治疗，以致受尽折磨的身体支持不了。他还不满四十岁，但他已是最年长的一个。

这三具棺木，三个朋友，在身后留下了漫长的黑影；送殡的黑纱和香炉的烟雾，笼罩了我青年时代的最后一些岁月……

几个同学被捕之后，过了大约一年，审判结束了。他们的罪名是（正如后来之于我们，将来之于彼得拉舍夫斯基125小组成员一样）企图组织秘密团体，发表犯法的言论。为此他们被送往奥连堡当兵。一个被告得到了尼古拉的另眼相看，那就是孙古罗夫126。他已经毕业，踏进社会，结了婚，有了子女；他被判褫夺公权，流放西伯利亚。

“几个青年学生干得成什么？还不是白白葬送了自己！”这话是有道理的，持这种论调的人对我们后一代俄国青年的明智应该感到满意。在孙古罗夫事件及继之而来的我们的事件之后，直到彼得拉舍夫斯基事件，这中间经过了平静的十五年，正是这十五年使俄国几乎一蹶不振，也正是这十五年毁灭了两代人：年老的一代胡作非为，虚度一生；年轻的一代从小即被毒害，我们至今仍能看到它那醉生梦死的代表者。

十二月党人之后，建立团体的一切企图事实上均未成功；力量的贫乏，目的之不明确，说明必须采取其他途径——内部的准备工作。事情确实如此。

但是在理论问题获得解决之前，看着周围发生的一切，看着千百名波兰人戴着脚镣手铐走过弗拉基米尔大道127，看着农奴制度的现状，看着一位名叫拉什克维奇的将军在霍登广场上把士兵鞭打致死，看着大学生们突然失踪，而能无动于衷的青年，我们还可以向他们期望什么呢？为了这一代人精神上的净化，为了给未来提供保证，他们必须愤怒，必须不顾一切，视死如归。对十六七岁的孩子的残酷惩罚，是惊心动魄的一堂课，也是对我们的一种锤炼；伸向每人头上的野兽的利爪来自没有心肝的胸膛，它早已惊醒了桃色的梦，那种认为会对青年发善心的幻想。玩弄自由主义词句是危险的，从事秘密活动更是不可想象。一滴不小心为波兰洒下的眼泪，一句大胆说出的话，可以换来几年的流放，特务的迫害，甚至单人牢房。但正因为如此，这些说出的话，这些流出的眼泪，才格外重要。有时青年人会因而丧生，但他们死了，为解开俄罗斯生活的斯芬克司之谜128而进行的思想活动，不仅不会中止，而且会证明它的憧憬是完全正当的。

现在轮到我们了。我们的名字已列入秘密警察的黑名单。蓝色的猫129玩弄老鼠的第一场戏就这么开始了。

判罪之后，年轻人得押送到奥伦堡，他们没有车坐，也没有足够的寒衣，于是奥加辽夫在我们的小组内，伊·基列耶夫斯基130在自己的小组内进行募捐。所有判刑的人都没有钱。基列耶夫斯基把募集的钱送交城防司令斯塔阿尔131，这个好心的老头儿，我们以后还要谈到。斯塔阿尔答应转交款子，问基列耶夫斯基：

“这些纸是什么？”

“捐款人的名单和账单。”基列耶夫斯基回答。

“您相信我会转交钱吗？”老头儿问。

“这是不容怀疑的。”

“我想，那些捐钱的人也是信任您的。那么，我们保留他们的名单有什么必要呢。”斯塔阿尔一边说，一边把名单投进了火中。不言而喻，他做得非常好。

奥加辽夫是自己把钱送往兵营的，这也很顺利。但是青年们到了奥伦堡想向同学道谢，又不敢通过邮局寄信。有个官员要上莫斯科，他们便利用这机会托他捎信。官员没有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时机向皇上表明他的耿耿忠心，便把信呈交了莫斯科宪兵司令。

宪兵司令本来是亚·亚·沃尔科夫，后来他以为波兰人要扶他登上波兰王位，把他吓疯了（这是多么大的讽刺：亚盖洛王朝132的王位把一个宪兵司令吓疯了！），现在已由列索夫斯基接替。列索夫斯基也是波兰人，并不凶恶，也不算坏，只是由于赌博，也由于与一个法国女戏子勾搭，花光了家产，才不得不做出明智的抉择，坐上了莫斯科宪兵司令的交椅，免得坐进莫斯科的监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