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六章（第16/21页）

列索夫斯基传讯了奥加辽夫、凯切尔、萨京、瓦季姆、伊·奥博连斯基133等人，责备他们与国事犯保持联系。奥加辽夫指出，他没写信给谁，即使有人写信给他，他也不会回信，何况他没有收到过任何信，于是列索夫斯基回答道：

“你们为他们募捐，这更坏。这是第一次，皇上宽大为怀，饶恕你们，只是，各位先生，我警告你们，你们必须受到严密的监视，今后要注意一些。”

列索夫斯基看了大家一遍，把含有深意的目光停留在凯切尔身上，他比大家长得高，年纪也大一些，还神气活现地扬起了眉毛，于是列索夫斯基又道：

“亲爱的先生，处在您的地位，您怎么不知害羞呢？”

仿佛凯切尔那时是俄国纹章局大臣似的，其实他不过是一名小小的县医师。

我没有被请去，大概信上没有我的名字。

这个威胁成了我们的官衔，我们的光荣，一种强大的推动力。列索夫斯基的劝告只是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我们似乎为了便于警察未来的监视，统统仿效卡尔·桑德134，戴上丝绒小帽，围上了三色围巾135！

舒宾斯基上校136正悄悄地、不慌不忙地迈着轻柔的步子，向列索夫斯基的位置上爬，因此紧紧抓住了他对我们“软弱无力”这一点，要利用我们作他升官的台阶之一——我们也确实给他利用了。

但是首先，我得就孙古罗夫及其同伴们的命运，再讲几句话。

科尔列夫在奥伦堡当兵，十年之后尼古拉把他赦回了。尼古拉是因为他得了肺病才赦免他的，正如波列扎耶夫因为得了肺病才被提升为军官，别斯图热夫137因为死了才被授予十字勋章。科尔列夫回到莫斯科不久，便在饱经忧患的老父怀中与世长辞了。

科斯捷涅茨基在高加索当兵，立了功，升了军官。安东诺维奇也这样。

不幸的孙古罗夫的命运不能相比，可怕得多。流放途中，走到第一站麻雀山时，孙古罗夫要求军官让他出外透透空气，因为屋里太闷，挤满了犯人。军官是二十来岁的青年人，亲自跟他在路上散步。孙古罗夫挑一个适当的时机，从路上一溜烟跑了。看来他非常熟悉这一带的地形，因而得以摆脱军官的追寻。但是第二天，宪兵找到了他的踪迹。孙古罗夫眼看无法逃走，便割断了自己的咽喉。宪兵把他送回莫斯科时，他还在流血，昏迷不醒。

倒霉的军官受了处分，降为士兵。

孙古罗夫没有死。他再度受了审判，但这次已不是政治犯，而是逃犯，被剃光了半边头发。这个独特的办法大概是从鞑靼人那里学来的，用以防止逃跑，它比体罚更能说明，俄国立法者根本不把人的尊严放在眼里。除了仪表上的侮辱，他还被判在监狱内接受一次鞭打。这有没有执行，我不知道。这以后，孙古罗夫便给送往涅尔琴斯克矿上做苦工了。

他的名字又在我耳边响起过一次，以后才完全消失。

在维亚特卡时，一天我在街上遇到了一个同学，他是医生，出外看病，路过这里。我们谈起往事和一些老朋友。

“我的天，”医生说，“您猜，我来这儿时遇到了谁？在下诺夫哥罗德省，我坐在驿站等马。天气非常坏。一个押送囚犯的军官带了一批犯人进屋取暖。我与他攀谈起来，他听说我是医生，要我到羁押站去看一个犯人，那人病得很重，但不知是真病还是装病。我去了，当然，我打定主意，不论情况如何，我得证明犯人确实病了。小小的羁押站挤了八十来人，用铁链锁着，有的剃了头发，有的没剃，还有女人，孩子。军官一进屋，大家让开了，我看到墙角里肮脏的地上，一个人穿了流放犯的长袍缩成一团，躺在一堆干草中。

“‘这就是病人。’军官说。

“我不用说谎，这个不幸的人确实在发高烧；他很瘦，监禁和长途跋涉已弄得他精疲力竭；他的头发剃了一半，满脸胡髭，样子是可怕的，眼睛没有目的地转动着；他一直叫要喝水。

“‘老兄，怎么样，不好过吧？’我对病人说，回头对军官道：‘他不能走路。’

“病人把眼睛盯住了我看，一边叨咕：‘这是您？’他讲出了我的名字。‘您不认得我啦。’他又说，那声音像刀子似的划过我的心口。

“‘对不起，’我对他说，握住他干燥火烫的手，‘我记不起来。’

“‘我是孙古罗夫，’他回答道。”

“可怜的孙古罗夫！”医生又说一遍，摇了摇头。

“那么有没有让他留下呢？”我问。

“没有，然而让他坐了车。”

在我写下这些以后，我才知道，孙古罗夫已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