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50年代伦敦的流亡自由民1（第8/11页）

法国人是这方面最大的能人。他们善于把文明的形式、热烈的词句、良心纯洁和一丝不苟的道德说教、为人之道，与奸细的职业巧妙地融为一体。你如果怀疑他，他马上要与你决斗，绝不让步，十分英勇。

文明社会把失足的孩子送进了特务世界。德拉乌德、什尼、谢普28的回忆录，对研究这些污泥浊水是一大贡献。德拉乌德天真地写道，他为了出卖朋友，必须对他们使尽阴谋诡计，“就像猎人对付禽兽一样”。

德拉乌德是间谍中的亚西比德29。

他年轻时受过很好的文学教育，思想激进，从外省到了巴黎，穷得像伊洛斯30，上《改革报》31社要求工作。他得到了一个职业，干得很不错，逐渐得到了报社的信任。他跨进了政治圈子，了解了共和派内部的各种活动，这样工作了几年，一直与同事们保持着最友好的关系。

二月革命以后，科西迪耶尔32在警察局查阅档案，发现德拉乌德一直在非常准确地向警察局提供《改革报》编辑部的情报。科西迪耶尔命令德拉乌德去见阿尔伯33，证人们在那里等候他。德拉乌德什么也没怀疑，到了那里，尽量拒不招认，后来看到无法抵赖，只得供认了向警察局汇报的事。现在问题是：把他怎么办？有的人想得完全正确，认为应该当场把他像狗一样开枪打死。阿尔伯比任何人都反对这么做，他不愿在自己的住所杀死一个人。科西迪耶尔把上了膛的手枪递给德拉乌德，请他自杀。德拉乌德拒绝了。有人问他，给他毒药怎么样？他也拒绝使用毒药。最后被送往监狱时，他从容不迫，还要了一杯啤酒喝。这是事实，是送他入狱的巴黎第12区副区长34告诉我的。

反动力量占据优势后，德拉乌德被释放出狱，他去了英国，但当反动派大获全胜之后，他回到了巴黎，常常出入戏院和其他公共场所，俨然是一个大人物。这以后他便出版了《回忆录》。

奸细们时常在流亡者中间厮混，一旦露了马脚，给人识破，难免挨打，但一般说来他们还是一帆风顺，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巴黎警察局了解伦敦的一切秘密。德勒克吕泽35到达的秘密日期，后来博肖36回法国的日子，警察都知道，以致他们刚下轮船，便在加来被逮捕了。普鲁士警察局长在法庭上天真地承认，一些共产主义者在科隆受审时37法庭念的文件和信函，也都是“在伦敦收买的”。

1849年，我认识了流亡的奥地利记者恩格兰德。他非常聪明，笔下很有锋芒，后来在科拉切克的年鉴38上发表过一系列生动的文章，阐述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这个恩格兰德在巴黎曾因所谓“新闻记者案”入狱。关于他流传着种种谣言，最后他本人来到了伦敦。这里的另一个奥地利流亡者赫夫纳医生在本国人中很得人心，他说，恩格兰德是在巴黎警察局领取薪金的，他入狱只是因为他违背了向法国警察当局效忠的誓言，同时从奥地利使馆领取薪金，这惹怒了法国人。恩格兰德生活阔绰，为此需要很多的钱，单靠一个警察局显然还不够。

德国流亡者们商量了再商量，决定把恩格兰德叫来查问，恩格兰德企图用笑话搪塞过关，但是赫夫纳铁面无情，于是那位与两个警察局挂钩的先生跳了起来，涨红了脸，噙着眼泪嚷道：“是的，我是犯了很大的罪，但是他没有资格指责我”，接着把巴黎警察局长的信扔在桌上，信中讲得很清楚，赫夫纳也从他那儿领取津贴。

巴黎有个人叫尼德戈贝，也是奥地利流亡者，我是在1848年末认识他的。他的同志们谈起过他在维也纳革命时期一件非常英勇的行为。起义者缺乏弹药，尼德戈贝自告奋勇，从铁路把它运到了。他有老婆孩子，在巴黎生活很困苦。1853年我在伦敦遇到他时，他非常拮据，一家人挤在索荷区一条最穷苦的小巷的两间小屋子里。他干什么都不顺利，后来开了一家洗衣作，由妻子和另一个流亡者洗衣服，他自己则送衣服，但是那另一个流亡者去了美国，洗衣作也停业了。

他想在商行里谋个职业，因为他并不笨，又有文化，应该可以挣大钱的，但没有人可以证明他的能力等等，而在英国，若没有这种证明便寸步难行。我给他写了证明；由于这证明，一个德国流亡者奥本海姆向我指出，我不应为他出力，这个人名声不好，大家怀疑他与法国警察局有联系。

这时，雷海尔39送我的两个孩子到了伦敦。他十分同情尼德戈贝。我告诉了他大家对他的反映。

雷海尔大笑起来，他要替尼德戈贝担保，仿佛这是他自己一样，并指出他的穷苦，认为这是最好的驳斥。最后这一点也使我有些相信了。晚上雷海尔出门散步，回家很迟，心情不安，脸色苍白。他到我屋里坐了一会儿，说他的头痛得厉害，准备早些上床。我望了他一下，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