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色彩的东欧文学(第8/15页)
温茨洛瓦是一位沉重的现实成就的沉重的诗人,把诗歌当作抗衡黑暗的最后的武器。约瑟夫·布罗茨基在论述温茨洛瓦的诗作时指出:温茨洛瓦“将诗歌当作抵御现实的一种形式”。历史感和命运感,像两个难解难分的主旋律,不断地在他的诗歌中回荡。这同他的出生环境和成长历程有着紧密的关联。他在诗中写道:“我学会在黑暗中看,分辨快乐与快乐”,“在最后的黑暗中,在冰或火到来之前,我们还能看到听到”。这就是诗歌的力量。他的诗忧伤、沉重、冷峻,基调幽暗,但字里行间却有着鲜明的精神抱负和心灵慰藉。他的诗充满着人类精神世界的冬日意象,却给每个孤寂的心灵送去了温暖;他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但是他极具人性光辉的诗篇,却是他的祖国永远不可分割的部分。鉴于诗人托马斯·温茨洛瓦对当代诗歌作出的杰出贡献,二〇一一年度青海湖国际诗歌节特授予他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
埃米尔·米歇尔·齐奥朗(1911-1995)是世界文坛上的怪杰。他曾为自己定下一个明确的目标:“尽量隐姓埋名,尽量不抛头露面,尽量默默无闻地生活。”他生于罗马尼亚乡村一个东正教神甫家庭,曾在大学攻读哲学,一九三七年到巴黎留学,从此留在了法国,将近六十年,一直在巴黎隐居,先住旅馆,后又住在阁楼里,极少参加社交活动,极少接受采访。他曾郑重告诫自己:“将你的生活局限于你自己,或者最好是局限于一场同上帝的讨论。将人们赶出你的思想,不要让任何外在事物损坏你的孤独,让那些弄臣去寻找同类吧。他人只会削弱你,因为他人逼迫你扮演一种角色;将姿态从你的生活中排除吧,你仅仅属于本质。”显然,他是有意识地为自己创造了一种孤独。在孤独中思想,在孤独中写作,在孤独中同上帝争论,在孤独中打量人生和宇宙——孤独成了他的标志,成了他的生存方式。身处孤独之中,齐奥朗觉得自己仿佛身处“时间之外”,身处“隐隐约约的伊甸园中”。移居法国后,他一直用地道的法语写作,文笔清晰、简洁、优雅,字里行间不时地流露出一丝黑色幽默色彩。《分解概论》(1949)、《生存的诱惑》(1956)、《历史与乌托邦》(1960)、《坠入时间》(1964)等著作奠定了他哲学家和文学家的重要地位。
他的那些格言般的随笔极有特点,富有思想。他喜欢言说忧郁、人性、上帝、虚荣心、文学等话题,言说他欣赏而且熟悉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觉得,“忧郁,一旦达到极点,会消除思想,变成一种空洞的呓语”。所以,本质上忧郁的他写作时十分注重心态,注重语调,注重语言色彩。他认为,“本质并非文学的关键点。对于一位作家而言,重要的恰恰是他呈现偶然和细微的方式。艺术中,要紧的首先是细节,其次才是整体”。
他不信上帝,在这一点上像尼采。他不信人类,坚持认为“每一个人在沉睡时,心中都有一个先知,而当他醒来时,这世界就多了一点恶了”。他厌恶现代化,“面对电话,面对汽车,面对最最微不足道的器具,我都禁不住会感到一阵厌恶和恐惧。技术天才所制造的一切都会激起我一种近乎神圣的惊骇”。他一直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逐步成为一个极端的悲观主义者。
米尔恰·埃里亚德(1907-1986)是位出生于罗马尼亚的学者和作家。他的《比较宗教模式》、《永恒返归之神话》以及三卷本《宗教信仰与思想史》等著作奠定了他在宗教学、神话学、哲学和东方学等诸多领域里的重要地位。同时,《克里斯蒂娜小姐》、《霍尼贝格医生之谜》、《没有青春的青春》等小说又使他成为一位有特色、有价值的小说家。他在二战后,移居巴黎,后来又到美国工作和生活。我是在美国进修时读到他的作品的,发现他的小说有一种特殊的神秘气氛,这种“神秘”不仅是他小说的氛围,也是他小说的主题。他的小说往往处处是谜,有的甚至是谜中谜。在他的小说中,真实世界恰恰可能是虚幻境界,而虚幻境界恰恰正是真实世界。这样的小说自然地将沉思、内心体验、回忆、智性发现、观察、梦想,甚至想象实验融为一体。而所有这些不仅描绘出了世界的神秘,更呈现出了世界的种种可能性。
伊斯梅尔·卡达莱(1936—),在我眼里,一直是个分裂的形象。仿佛有好几个卡达莱:生活在地拉那的卡达莱,歌颂恩维尔·霍查的卡达莱,写出《亡军的将领》的卡达莱,发布政治避难声明的卡达莱,定居巴黎的卡达莱,获得布克国际文学奖的卡达莱……他们有时相似,有时又反差极大,甚至相互矛盾,相互抵触。因此,在阿尔巴尼亚,在欧美,围绕着他,始终有种种截然相左的看法。指责和赞誉几乎同时响起。指责,是从人格方面。赞誉,则从文学视角。他的声名恰恰就在这一片争议中不断上升。以至于,提到阿尔巴尼亚,许多人往往会随口说出两个名字:恩维尔·霍查和伊斯梅尔·卡达莱。想想,这已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了。但凭借《亡军的将领》、《梦幻宫殿》、《石头城纪事》、《错宴》等小说,卡达莱完全可以在世界文坛占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