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玛丽亚（第9/78页）

“你说话别夸张。”女办公员说，“等他们在棚子里一挖，就找到……”

“肯定能找到！因为是我亲手办的！不然谁还到这仓库来？是啊，店主要借给咱们大秤用了。”

电话铃响了。经理在椅子上转身，抄起听筒，比女办公员早了半秒钟。他做了一个无声的手势，把听筒交给我。

“我们的汽车。”我轻声说，用手掌挡住听筒，“说什么？”

“给五十。”

“五十。”我用德语对听筒说，“晚上？那就晚上吧。”

“好极了，一起吃点什么吧。”

老太太在沙发椅上坐着，像被赶进角落里的一只野兽。经理忙起来，给菜汤加热，整理小桌子。

“工程师从咱们这儿得到的收入少，第一，他要开除这个妞儿，第二……喂，你有什么打算？”

“我能有什么打算？”我说，口气消沉，“我们把什么都押在私酒里了。这情况，你是知道的，买几本书，几件穿的，等等。写字纸也费钱。”

“那些诗歌卖不出去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要卖。我写诗，不是为了卖。又不是砖头，也不是沥青。”我回他，很扫兴。

“如果是好诗，肯定有人买的。”经理一面咬着面包，一面说，“能挣几千块呢。你的脑瓜不错。”

老太太吃得慢，但是胃口挺好，一排大金牙咬进面包。我盯着看这一排金牙的光辉，不由得估算着它们一共有多少分量、值多少钱。

门吱吱扭扭开了，进来一位顾客。他是附近小教堂的助祭，戴着角质眼镜，怯懦地微笑着。他说了说抓人的事，然后订购几袋水泥和粗粒小麦面粉，用捆成一沓的真钞兹罗提付了款。

“赞美基督。”说着，他戴上黑色帽子，出门的时候，道袍簌簌作响。

“永世赞美。”女办公员应答，她捅了捅炉子，用一张报纸擦了擦手指头。“这老太太要干什么，你怎么看？”

“经理会给她找一个住的地方。老太太钱袋鼓鼓的，容不得他从手里拿走。”我小声说。

“可是，”她很鄙夷地说，“你不知道吗？经理出去以后，这家伙给女儿打电话了。他们没办法从集中营里出来。为时已晚，给封死了。”

“老太太有点难过，会过去的。”

“很可能的。”

她裹上破旧皮衣，舒舒服服坐在椅子上，又看起小说来。不想再多说话。

三

每天晚上，我都独自留在仓库里，仓库里挂着风干的诗集封皮，像湿漉漉的衬衣似的。阿波罗尼乌斯用纸剪成对开本样式，配合油印机纸面的尺寸。油印机用来油印无比珍贵的广播公报和关于在大城市如何开展街头斗争的宝贵教导（和图示），还用来油印高雅的六音步玄学诗，这些诗歌表达了我对历史启示录风向毫不让步的态度。封面双面都有黑白花边装饰，使用了搅拌油印新技术。方法很精巧，但是很费颜料，而且，封皮风干了一个星期，还是湿漉漉的。于是我小心翼翼地把封皮从绳子上取下来，铺在粗重的厚纸上，紧紧压实，塞到木头沙发椅底下。一直垂到地板上的毯子挡住了等待修理的破收音机、像雪茄烟箱子那样扁平的手提油印机、雷明顿牌打字机（从棚子里拿来，为了防潮）和某一帝国主义组织的完整出版物，这是一个朋友为保存而留在仓库里的，他从家里奔逃出来，可是没有办法戒掉收藏瘾和对古董的爱好。

每天晚上，我也不多爱惜腰背和膝盖，努力跪着擦地板、擦桌椅，而且，可能的话，还擦窗户。等我觉得小屋里面安静舒适的时候，就用绿色的灯罩把布丁遮盖起来，小心关好房门，尽量保持温暖。一般在办公室我都是坐在炉子旁边，写一些细碎的自传札记，用特殊的墨水标出，在单片的卡片上抄写意味深长的警句和精辟的格言，都是在书里发现的，而且要背会。黑暗渐渐变得浓重，我合上书页，抬起眼睛，望着屋门，等待玛丽亚回来。

窗外，雪渐渐失去蓝色，和黄昏混合起来，就像和水泥混合起来似的。被烧毁的房屋突兀显现，像潮湿的砖头一样变成红褐色，又逐渐增添了黑色，伫立不动，似乎无语沉默；毫无声响的风掀起铁道上方团团玫瑰色的烟雾，将其撕成碎片，投掷在深蓝色的天空上，像是把片片白雪投进清澈的水面。平常的景物，公司像腐烂西瓜一样的有棱角的沙堆、弯曲的小路、大门、墙壁和街道上的房屋，都沉入灰暗，像裹进涨潮的潮水之中。留下来的只有不可捕捉的响声——这是最深沉的寂静，从人体脉搏的炽热跳动中发出，是人从来也没有经验过的对事物和种种感情的浓重怀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