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一个士兵（第2/6页）

不只是我们这些人，华沙的任何一所中学都不甘落后。在一切地方，在巴托雷中学、查茨基中学、莱莱维尔中学、密茨凯维奇中学、斯塔席茨中学、伏瓦迪斯瓦夫四世中学等学校，在女子中学：普拉特女中、雅德维佳王后女中、柯诺普尼茨卡女中、奥热什科娃女中，在全部的私立学校：从最好的算起，如圣沃伊切赫学校、查莫伊斯基学校——到处都在举行严格的毕业考试，和往年一样，和现代学校建立起来以后一直遵循的程序一样。

数以千计的少年毕业，数以千计的少年从初中升读高中。在那个时候，欧洲到处一片瓦砾，而在大波兰、在西里西亚、在波莫瑞和在波兰的心脏华沙，少年和青年挽救了对欧洲的信念，对牛顿二项式定理的信念，对积分的信念，对人类自由的信念。在欧洲输掉了保卫自由的战役的时候，波兰青年——我想，还有捷克青年、挪威青年——却在获取知识的战役中获胜。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们三个人站在耶路撒冷林阴道国家经济银行的巨大建筑台阶上。在首都这条最大的交通动脉上，不停地走过德国军队，走过向东、向西的输送车辆，还有坦克、装甲车、装满货物的大卡车。距离这里几条街的地方，在今天只留下美丽的圣亚历山大教堂废墟的三个十字架广场上，正在抓人。宪兵封锁了广场的全部出口。在发动机的轰鸣中，挤满了人的卡车缓慢而沉重地开往帕维亚克监狱。

那是荒唐透顶的场面。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引起笑声。有时候人的反应太迟钝，只有到了悲剧的底部的时候，才会悲极而笑。我们三个人情绪很好，因为我们活着，在胡乱抓人的环境中活着，而且必须到维斯瓦河对岸的市场街去参加毕业考试。我们一定要到那儿去，不管天塌地陷。

就在这个时候，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走到我们面前。她布满皱纹的脸转向我们，眼睛里露出明显的焦虑。

“同学们，城里三十字架广场那儿正在抓人，”她轻声说。所有人提醒每个不知情者，像往昔防备瘟疫那样。“没有人提醒你们吗？”

“除了您，谁也没有。”安杰伊脱口而出。

我们上了电车，乘车到布拉格地区去。在桥梁的对面，林阴路的一头连接田野，另外一头连接萨克森高地居民区。在那里，林阴路的末端，有一排汽车，正在等候电车，就像埋伏在羚羊必经之路上的老虎一样。我们从行驶中的电车上跳下，滚到斜坡下面的青菜地里。土地发出春天的气息，地里的毛蕊花开放，蜜蜂嗡嗡徘徊；而在河面对岸的那个地方，就像在浓密的丛林里一样，狮子正扑向行人。

我们终于跑到在市场街的那所住宅。主任、考试主席、班主任和化学老师等人正在等待我们——而就在这个时候，胡乱抓人的浪潮已经波及我们的窗下。

主任沉默，他全神贯注地听学生答题；而班主任，一位高大和蔼的先生，关切地望着我们，以他的目光鼓励我们。我们一直得不到化学老师的好评，无论是诗人和批评家安杰伊，还是画家和哲学家阿卡杜施，还是我。我们支支吾吾的答案在主考官脸上引发出狡黠的微笑；而这位考官，因为留了银白色的胡子，所以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山羊胡子。实际上，他是一位备受敬重的科学家。

不过，我们还是通过了考试。山羊胡子说：

“好，同学们（这个‘同学们’表明我们在化学方面有了新的提高），你们可不要犯糊涂，不能让他们抓住你们。”

他用手指了指窗外，警察正在包围人群；他又把盛着红色溶液的试管举起来，那管溶液成分复杂，安杰伊竭尽全力也没有在黑板上写出分子式。他补充说：

“在你们不知道该信什么的时候，就相信科学吧。凭借科学，就能够回归人的尊严。”

当时只有一个人不在我们中间，他就是神父的学生、亚麻色头发的尤莱克。他是在新世界大街和耶路撒冷林阴路之间被抓走的，后来音信皆无。到了秋天，我们进入地下大学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们，说尤莱克被送到奥兰宁堡，柏林附近一个名气大的集中营，已经不在人世。

朋友的肖像

华沙在南部被圣亚历山大教堂的废墟包围，在北面被圣十字教堂的瓦砾堆和从碎块中重新堆起的哥白尼纪念像围住，他被子弹打穿的手里还拿着同样被子弹打穿的地球仪；而在新世界大街的瓦砾堆中，褐色墙壁的残破墙垣是表现不出什么特殊之处的。在黑色石板下面，行人道上放着枯萎的鲜花，行人脚下干燥的树叶沙沙作响，其中夹杂着肮脏褶皱的花环彩带。行人路过这个地方，并不特别注意这一切。有些人机械地摘一下帽子，虔诚的妇女轻轻画十字，嘴里发出含糊不清的低语。在这面墙壁附近，被烧毁房屋的第一层，是一个大出版社的书店，大门下正在举办一个凑合拼凑起来的画展（战前，新世界大街以举办画展闻名），而墙壁的另一面，用几块木板和砖头搭起一个小屋，上面铺上了硬纸板，棚子里面修理和出售自来水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