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一个士兵（第3/6页）

每逢我路过这堵见证悲惨的墙壁，并且听到脚下枯叶和丝带的沙沙声响，我都要想到安杰伊。他是在街头行刑中死去的，他是在普通的城市街道行人道上、在住宅墙角下被枪杀的数以万计的人士之一。他得到的特权是成为一个无名氏。

请读者原谅，按照许多友人的看法，我又违背了他无名的状态。对于友人而言，我只是暂时展现他的面容，而对于陌生人而言，我要勾勒我们这一代的一个人的剪影，这一代人是在战争的艰难困苦的年代成熟起来的。

我不是他死亡的见证人。在他生前，我只是偶然地、短暂地进入了他的生活，仅仅知道他的姓名，和他交过朋友，但是不喜欢他。

他经常穿蓝色工作服，用刨子刨木板和挖掘树桩子，同时书写关于蓝色木工工艺的抒情诗，因为他穿了蓝色的工作服。当他从高层楼上急切而贪婪地看着自己的姑娘在人行道上匆匆赶来看他的时候，就写出一首关于这个姑娘的抒情诗。

我从来不知道，在他身上，什么是佯装出来的，是作态；什么是真实，是个人活生生的感受。茂密的黑头发低垂在他的前额上，他在激烈争论或者嘲弄对方的时候，就用手猛地撩开头发，冷笑一下。这个时刻，他的眼睛闪亮，像是有生命的白银。大伙公认他长得很漂亮。有一次，我和女生争吵，因为她们偏向安杰伊，我告诉她们说，他的魅力是江湖骗子的魅力。她们都笑着说，他自己就是这么说的。

我是和他一起毕业的，如此而已。后来我们分开了。关于斗争和生活的意义，我经受了许多痛苦的思考和怀疑，开始最强烈地相信科学和诗歌的意义，而不是手枪和宣传的力量；而他则放弃了大学的学习和自己原本准备的硕士论文——这篇论文原来是打算撼动文学批评的基础的；他还暗暗嘲笑教授们及其平稳的、严肃的、几乎毫无热情的讲课语调。不仅如此，他进而转向行动。他愿意成为双手——会思想的双手，而不是他所设想的无所作为和无所适从的头脑。他选择战斗。

波兰法西斯主义思想令他入迷。在民族遭受打击、成为胜利者的鱼肉的时期，救世论、对民族的使命感、对民族的超民族价值的信念总是像火焰一样迸发出来。在本民族没有自己的一寸土地的时候，人们就总是重温以往到达三个大海的国境线，这样的疆界囊括了其他民族的土地，令其他民族服从于自己的民族。

安杰伊加入了民族联盟（军事战斗队的延伸组织）、民族主义者学术同盟。加入之后就开始工作——沉重的工作，还和一位友人一起做出版发行工作——这个朋友在给哥白尼雕像献花环的时候牺牲了。他们编辑发行文学月刊，华沙第一份文学杂志。刊物有挑战性质，严肃，但是发人深省和展开讨论——甚至必须以提高嗓门和拍桌子的类似行为来引人注目。对于他们来说，艺术家是民族想象力的组织者，应该为民族服务，统一构筑民族的思想和情感。我们曾经嘲笑过他们关于民族的绘画般的幻想：画面都是马匹和宁静的波兰内地，到处都是风度不佳的大胡子贵族。

安杰伊总是饥饿，总是睡眠不足；没有一双体面的鞋，穿的是木鞋；还穿着中学时候的衣服，又小，又短，又旧。他的裤子很有名，长度只到小腿肚，到哪儿都挺显眼。谁见过他一次，都永远会记住。

他很想越过布格河，参加他那一派组织的游击战。他的朋友们不允许他干扰上层的决定。结果全部人马都落入了德国人手里。我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曾遇到历经种种处决和审查之后幸存下来的参加者，他们都感到十分懊悔和痛苦，就像每一个失望到极点的士兵那样。

只有一次，我和安杰伊课后进行了一次简短、难堪但可能是真诚的谈话。那天，哲学课是在我这儿上的。一盏很小的电石灯在桌子上呼呼响，照亮了一圈人的脸。安杰伊听了关于科学方法论的讲课，等到所有的人散去之后，他对我说：

“你那些动作很可笑，你没感觉出来吗？你做笔记挺努力的。”

“怎么了？想学会嘛。”我回答得不太有把握。

安杰伊激烈的语调令我发憷。

“学会！大家等不及你学会的！他们今天就会死去。为了他们不至于死去，你都做了些什么？”

“什么也没有做。”虽然回答了，可是我不情愿。

“你看！”他得意洋洋地大喊，“就是犯错误，”他突如其来地补充说，“我也要犯得正确，像一个战士。”

“可是，不像一个艺术家。”我感到不以为然。

“艺术家！你懂得艺术家的义务吗？苦思冥想的寺院，把衣服都撕烂，等火车的时候用心阅读启示录？！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