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一个士兵（第4/6页）

他抄起随身带着的小包袱，包袱却散开了，从里面掉出揉皱的破旧衣服。他用手收拢在一起，在头上挥动肮脏的短裤。

“再见！”他说，“记住，诗人必须是战士。如果不能用诗来保护自己，就得用躯体。”

在头顶上方挥动短裤，露出笑容，又面带悲伤——这个印象留在我的记忆之中。这个印象在我乘坐紧紧封闭的货车被迫去奥斯威辛集中营几乎被闷死的时候，在到了那里之后，在漫长的寒冬之夜，我走到露天观望星星和在天空蜿蜒成为一条带状的、从焚尸炉里冒出的人体黑烟的时候，时时浮现眼前。

关于他死亡的消息，我是从我们共同的一位友人的信里得知的。这个友人是秘密文学刊物《道路》的编辑，在华沙起义之后，他虽然身患肺结核，体重才四十多公斤，但还是从易北河畔的集中营步行回国，回到了华沙。

在集中营的时候，我不知道安杰伊是怎么死去的。我猜想，也许他渡过布格河第二次出征，民族联盟军团全军覆没了；也许他正在印刷厂为一篇文章排版的时候，被盖世太保逮捕了；也许他正走在大街上，街上乱抓人，把他抓走了？

春天的时候，我和《道路》的编辑在新世界大街漫步，在那个竖起一堵朴素而粗糙的墙壁之处，地下堆积了枯萎、干燥的花卉和早已熄灭、烧完的蜡烛，他摘下帽子。我感到诧异，瞥了他一眼。他对我说：

“在这儿安杰伊被枪杀了。脱帽。”

我们走过首都几百个类似地点之一的死亡之墙之后，斯塔舍克漫不经心地、好像正在考虑别的事情似的，对我说：

“你知道，在你被逮捕的时候，安杰伊正在向政府机构申请资助。他是第一批关怀过你的人之一。”

很遗憾，他没有关怀他自己。凡是见过他一面的人，都会一生牢记他。他穿木鞋，大个子，不刮脸，眼睛里露出一股嘲讽的目光。他在德国工厂里居住，因为在整个华沙也找不到一个愿意给他吃住的人。也许因为他太傲慢，不屑在不冒险的地方求助。一次，他吃午饭的时候，德国厂主和两个盖世太保分子走了过来：

“你不在这个工厂工作，为什么在这儿吃午饭？”

他们确认，他没有工作。更坏的是，他的文件是伪造的。他不承认真名。他应该居住的那个房屋，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就已经不存在了。在处决日益猖獗的时期，这些情况已经足够毙掉他了。

“你知道，这都是些少年。”我们经过被破坏的圣十字教堂，教堂长廊里扛十字架的耶稣在给行人指路，“这些少年在临死前才奇异地成熟起来。安杰伊就是！他唾弃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感觉自己背负了艺术家的使命。你知道，他是文化运动、超党派艺术家团组的创建人。奇怪的青年，很奇怪的青年！”

他被押送到帕维亚克监狱去了，情绪还不错。

“谁知道呢，也许，现在，在监狱牢房里，我才有一点时间，也许现在能够写完硕士论文吧。”

他没写完。死囚犯在遭受处决的时候一般高喊反对德国和争取自由的口号。在帕维亚克监狱的院子里，为了节约，扒下了他们的衣服，把纸衣裤套在他们赤裸的身体上；给他们都打了针，以防他们挣扎。如果是当众处决，这样做不符合审美的原则。

他的一张嘴，诗人的嘴，被灌满了石膏。他在白昼被屠杀，在首都主要的通道上，在被驱赶到近处的行人面前，被屠杀了。

每当我路过这面遭到破坏的红色墙壁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和我们所有的人，因为还活着，所以是有罪的。

某一个士兵

举世闻名的寇松线以东的波兰土地，在一九三九年九月——最血腥的世界大战的第一个月之后，被苏联军队占领。苏联的坦克大队沿着森林向卢茨克、弗拉基米尔和布列斯特，向利沃夫和斯坦尼斯拉沃夫，向维尔诺和哥罗德诺推进，对抗德国的装甲列车大队，在田间道路上拉开成行的载重汽车和拖拉机；疲惫不堪的、浑身肮脏的士兵，沿着田间的小路奔走，准备在到达布格河之后跳进临时的野战壕沟，警惕地监视西线。和军队并列的是，在大道上蜿蜒推进着的充斥了小镇和村庄的大群难民，他们正在奔赴世界各地。

难民走了，军队部署完毕，博多利亚美丽的、真正的金黄色的秋天转眼之间也已经过去。城镇生活大致上算是恢复了正常，但是新学年却大大推迟了。

新教科书运到，新配备的教师来临。儿童的思维并不总是能轻易适应对他们来说是生疏的教学体系，但是学习继续了下去。在拿破仑远征莫斯科一百二十九周年之日，这些地方关闭了波兰学校，少年们把书藏在怀里，效法西部地区和玛佐夫舍地区的同学，开展地下学习，学会在街道上躲避危险，像被追逐的动物似的。德国人在东部土地上展开的政治镇压不同于德国占领的波兰地区，但是东部的物质状况十分艰难。波兰工程师像工人一样工作，青年人必须在磨房、锯木厂工作，或者去修路，以求挣钱贴补家用。但是，有几十万人在苏联人发动的撤离前线地区的大规模行动中来到这个庞大国家的深处，来到伯朝拉和科雷马河畔，来到基辅的集体农庄，来到哈萨克斯坦的草原，来到伏尔加河和阿姆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