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贝塔，失望的爱国者（第2/4页）

他的诗歌中没有对世界的肯定，例如，在对一棵苹果树的刻画中艺术家所怀有的那种欣喜的情感。他的诗歌揭示的是受到严重搅扰的平衡。我们能够从一件艺术作品中体察到很多因素，例如，巴赫或布鲁格尔的世界是按照阶层和等级排列布局的。现代艺术反映了现代世界的不均衡状态，这一状态常常来源于某种盲目的激情，这样的激情徒劳地寻求在形式、色彩或声音中得到满足。艺术家只有在喜爱大地上周围的一切的时候，才能体验感性的美。但是，如果他感受到的全都是他所向往的世界与现实世界二者之间的令人烦恼的差距，那么，他就不能无动于衷或继续观看。他对爱的条件反射感到羞耻，被迫参与永恒的运动，对大自然进行不连贯的、破碎的又是不懈的勾勒。就像梦游者一样，他一停止运动，就失去平衡。贝塔的诗是雾霭的漩涡，仅仅是依靠六音步的枯燥格律从完全的混乱中挽救出来。他的诗歌的这一特性，至少部分是因为他属于命运悲惨的一代人而造成的，但是，在整个欧洲，他有千千万万的兄弟，所有这些人都是满怀激情的、受到欺瞒的。

他不同于那些出自对祖国的忠诚、信奉基督教的或模糊的形而上学理由而行动的同志，他需要行动的理性的基础。一九四三年盖世太保逮捕他的时候，在我们的城市有谣言说，他被捕是因为一个左派团体遇到的“偶然事件”。当时华沙的生活不像天堂，但是后来贝塔发现自己掉进了地狱更深的低层：“集中营世界”。按照当时的正常程序，他在监狱里度过了几个月，然后被送到了奥斯威辛。难以置信的是，他想方设法在那里熬过了两年。在苏联红军打来的时候，他和其他囚徒被输送到了达豪集中营，在那里终于被美国人拯救。我们得知这一切是在战后，因为他发表了叙述自己经历的短篇小说集。

得到解放以后，他住在慕尼黑。就是在这里，在一九四六年，他和另外两个囚徒同伴写的一本书《我们在奥斯威辛》出版了。该书献给“美国第七军，给我们带来解放，脱离达豪—阿拉赫集中营”。返回波兰后，他发表了中短篇小说集。

我读过很多关于集中营的书，但是没有一本像他笔下的故事这样令人惊骇，因为他没有道德说教，他是在叙事。在“集中营世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等级制度。上端是集中营权力机构；他们之下是受到行政机构信任的囚徒；再次是精明强干善于找到足够食物保持体力的囚徒；在底层的是体弱者和笨拙者，因为缺乏营养的肌体难以承担工作，所以他们每天的等级都在往下滑，到最后，他们死亡，或进毒气室，或被注射石炭酸。显然，这个等级制度不包括到达之后立即就被杀死的大众，亦即犹太人，除了少数特别能干活的犹太人。在这些故事里，贝塔明确地界定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他属于干练而健康的囚徒等级，他还夸耀自己的狡黠和机敏。集中营里的生活要求随时随地的警惕，每一个瞬间都能决定人的生死存亡。为了在所有的时刻都能够作出妥当的反应，必须知道危险在什么地方，如何逃避：有时凭盲目的服从，有时凭别有图谋的忽略，有时凭讹诈或者行贿。他的一篇短篇小说叙述了在一天之内他是如何躲避了一系列的危险的：

一、一个警卫要给他面包。为拿到这块面包，他必须跳过构成警卫线的一道水沟。警卫须遵从开枪射击越过沟渠的囚徒的命令，凡射击者，每杀死一个越过这一界限的人，都得到三天休假和五个马克。贝塔看穿了这个警卫的意图，拒绝了他的诱饵。

二、一个警卫偷听到他告诉另外一个囚徒基辅被攻占的消息。贝塔预先阻止他打小报告，通过一个中间人，送给他一块表，对他行贿。

三、他通过迅速执行一道命令而逃脱了集中营危险的组长的毒手。

下面我引用的片段描写了因为太虚弱而不能走正步的希腊囚徒的遭遇，惩罚的办法是把木棍捆在他们的腿上。监督他们的是一个俄国人，安德列。

一辆自行车从后面撞了我，我向侧面跳了一步。我摘下帽子。整个哈门茨的老板——副指挥，跳下自行车，急得脸色通红：

“这个发疯的分队怎么回事？那些人身上绑了棍子走路，是干什么？现在是干活的时间嘛！”

“他们不会走正步。”

“不会？就把他们打死！您知道，又丢了一只鹅。”

“你还站着干什么，像个大傻子似的？”组长冲我吼，“让安德列去处理。滚！”

我抄小路飞奔。

“安德列，处理他们！组长命令！”

安德列抄起一根棍子就乱打。希腊人用手捂着头部，左右躲闪，跌倒了。安德列把棍子横在他脖子上，又站在棍子上摆动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