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第5/8页）

1989年的春雨格外绵绵缠缠，就像降媚山上的“撕拉秧子”[1]难剪难理。一池春雨欲涨，一树梨花含啼，一丝丝，一缕缕，似麦芒，如针细，密密麻麻迷迷蒙蒙绵长而阴柔。雾帘中，雨幕间，一缕孤烟细，老槐静矗立，青山独妩媚，小河顾自芳。一个青年，背着铺盖卷，撇开村北大道，绕路降媚山，沿蜿蜒小道迤逦而下。细雨打湿了他长长乱乱的头发，亲舐着他黑黑粗粗的胡子，洗刷着他黑黝黝的棱角分明的脸盘。半年多，多了深沉，多了成熟，多了沧桑，多了世态炎凉。他环顾四周，带着欣喜带着惆怅带着困惑，慢慢地踏进了那个属于他的家门。

“哇——哇——”一声声响亮的哭声在霏霏的湿天如乳燕呢喃，打破了寂静孤寂的雨天。

“生了！生了！生了个带把的。”接生婆王奶奶高喊着。

母亲正好出来倒水，看见一个黑黑的人站在院子里，像一根黑木桩立着，吓了一跳。

“娘！”二哥铺盖卷“啪”一声掉在泥水掺和的地上，溅起朵朵泥花。颤颤的声音中带着激动、悔恨和羞愧。

“啪！”母亲手中的瓢掉在地上，水撒了满地。“军啊！”母亲眼泪“哗”流下来。“快进屋，玉芬生了，给你生了个大儿子。我有孙子了。”母亲掀起衣角擦着眼泪，牵着二哥的手。

二嫂疲惫地躺在炕上，孩子在一边安详地睡着。二哥怯怯地站在炕下。“是个儿子！像你。”二嫂低低泣着。

二哥眼圈红红的，低头亲了亲孩子。“好好躺着，我烧炕去。”

灶下，母亲正在烧火。“娘，我来。”二哥那牛脾气，变得温柔柔的，如用“老面”发了的面团，软软的柔柔的松松的，还带着弹性。二哥狠劲添着柴火，红彤彤的火焰映着二哥黑糊糊的“国”字型脸庞，无限深沉。

父亲来了，默默地掏出一个塑料纸袋，取出旱烟丝和两片纸条，默默地卷好，递给二哥。二哥从炉灶里抽出带着火头的烧火棒凑到嘴边点着，又把烧火棒递给父亲。吸惯了那带着过滤嘴的“石林”“大前门”“哈德门”，二哥禁不住咳嗽了几口。

“还回厂里吗？”好久，父亲低低地问。

“回不去了，还欠着人家3万多，也不还了。”二哥瓮声瓮气。

“安心种地吧！干那外跑活本来就不是办法，咱们是农民，农民就得种地。”父亲说。

“除了二亩麦子和棒槌（玉米）地，我只有二亩经济田，准备种大姜，你再把山东头那一亩地给我吧，我准备种棉花。”二哥说。

二哥脱胎换骨，以崭新面貌转入种地，安心侍弄他那几亩地。他从王有芳那里借了二亩姜种，山东头那一亩地不旱不涝，正适合种棉花，父亲已做好“营养钵”，正好给二哥育苗用。转眼就是夏天，大姜如列队的士兵，齐刷刷地绿油油地生长着。棉花粗粗的壮壮的墩实实的，二哥把握不住哪是果枝哪是叶枝（滑条子），父亲帮他把那些“滑条子”拿掉。夏天，一场淫雨过后，虫子翻了天，人们看到二哥不多说话，每天顶着烈日默默地用手捏着一棵棵大姜叶里的青虫，或蹲在燥热的地里用手掐死那些千锤百炼毒不死灭不净比“撕拉秧子”还难缠的棉铃虫。这些成虫抗药性很强，什么乐果、敌敌畏、“1605”是灭不死的，二哥没办法，跟着别人学习这土办法。

1989年政治气候风雨冷热阴霏凄苦很不稳定，我们在二中那燥热狭矮的教室里没有电视，很少听收音机，我这个书呆子只是听说六月的北京正昏天黑地热闹非凡。我就在那个昏天黑地的时候进行着昏天黑地的高考复习，期间却发生了徐世水淹死而导致我没有心情再继续学习，卷起铺盖卷回家静思养息。

二哥见了我，只是用眼看了看我，没有说话，我们达成这种默契了，谁也不和谁说话。只不过那眼神里多了关心，多了柔和，多了温情，没有了鄙夷，没有了目光斜视，没有了高傲。

七月，棉花花正开的旺盛，开着二哥的希望，开着二哥对未来的憧憬。红的、白的、黄的、粉红的，一朵朵娇艳柔嫩诱人，清爽高洁，一朵朵粉面腮红羞如处女。二哥背着喷雾器打完最后一垄棉花，身上粘着“敌杀死”浓浓的药味，刚要在路边一棵槐树下歇歇。一条近两米长粗如擀面杖的青花蛇可能受不了棉花地里“敌杀死”的味道，憋得难受，急呼呼地窜出来，贴着地面刷刷地晃动着青草，吓得二哥浑身凉飕飕地起鸡皮疙瘩。那蛇看见二哥，还故意扬起头示威。二哥突然来了气，弯腰搬起一块石头拦腰砸去，青花蛇痛苦地在地上扭曲着滚动着盘缩着，慢慢地继续向前爬行。二哥仍不解气，卸下背上的喷雾器，打足气，拿起喷头“哧哧”地把残药对着那蛇头喷起来，白花花的药液连续地喷着，一直喷的那青花蛇不动弹死了为止，二哥才背起喷雾器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