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第4/9页）

夜黑沉沉的，阴冷冷的，我感到前途暗暗的、淡淡的。

“李书记，开书记办公会了，郑书记让你过去。”早上，我起来翻着办公室给我的一些农村管理的材料，秘书营秋富提着记录本来喊我。

“怎么又开书记办公会？昨天不是刚开了吗？”我问。

“李书记你刚来还不清楚，这是松堡的规矩。几乎每天都要开管区包片主任联席会，协调各方面工作，只要主要领导在家，都要先开碰头会，然后再开联席会。当然，实在没事情安排也就算了，这在松堡叫上早朝。”营秋富也带着牢骚。

“几个书记都来了，我们先碰一下头。荆镇长，你有没有事情安排？”郑务聚问道。

“很快就要过年了，基金会兑付缺口很大，需要200万，这几天不少村民都到我办公室缠磨，有的还连哭带喊大闹。李卓抵押40万贷款的那几辆破车才卖了10万块钱，他妈的，这东西把1000多万都放出去收不回来，就进去呆一年，也太便宜他了吧。”镇长荆兆明说。农村基金会本来是好事，农民入股，享有高额利息，基金会放贷，帮助农民耕种农事，利于经济发展。但再美好的东西一旦掺杂某种诱惑，并占了主流，就变味了。基金会负责人李卓私自高额放贷，让对方找一部分破烂东西作抵押，与贷款户私分农民存款或以回扣的方式，挥霍农民存款，导致上千万基金无法回收，只好关门。入股农民不断上访，逼的市委、市府只好把负担转嫁到乡政府身上，规定3～5年从乡财政分批兑付，当然也有很大一部分基金被乡政府挪用。

“这事情等会儿开完碰头会，荆镇长你和我一起去玻璃厂和‘高韩’借一部分，企业改制他们净资产都还有三分之二没有到财政，光玻璃厂就六千多万，这企业一夜之间变成了自己的，原来镇上投资他们也不还，换汤不换药，不催着要，还不知猴年马月，这些企业也该出点血。高书记，你呢？有没有事情安排？”郑务聚说着，随手拿起喷壶浇着开得正艳的杜鹃花。

“今天要安排年底走访了，办公室准备了一斤茶叶两斤白糖，一副挂历，退休老干部我去转，退休的支部书记由各包片的负责。霍家庄刘信工那里我单独去，他情绪很差，很消沉，前天又来找我了，提出这支部书记坚决不干了。我看过了年，让他下来，我们再选个新的吧。派出所现在破案的线索一点都没有，昨天市公安局又来调查，没有任何进展。这个事情还得请王书记多发动村民提供有用的线索。”高敬纲说。霍家庄刘信工干支部书记20多年，总有得罪人的地方，25岁的儿子几个月前晚上和老婆熟睡之时，老婆被绑起来惨遭强奸，挖去双眼，儿子不知去向，三个月后，胶河挖沙船捞沙时打捞上一具半腐烂尸体，浑身用绳子绑得紧紧的，像是缠了一个冻烂的大萝卜，嘴、鼻子、耳朵白惨惨的，已经被鱼吃得不像样子，经辨认是刘信工儿子，公安局忙活到这儿也没任何进展。出事时正是胶河两岸青纱帐一望无边，藏多少人也看不见，何况夜黑风高村民熟睡时。

“王书记，你在松堡从团委书记就开始干，也是老松堡了，多发动老百姓，尽快破案，安慰安慰我们这些老支部书记，待会儿散会我和你还有李书记一起去看看信工。王书记，你呢？”郑务聚问王地锡。

“刘信工的事情，我一直在安排派出所排查。有两件事情，一是一个月前前朱杀人案昨晚派出所蹲点又抓住了一个，还有一个据交代星夜跑到了胶州；另一件是提留统筹[1]的事情，还有一部分钉子户，不是找不到人，就是实在没有钱，今天开碰头会，还要安排包片的再扫扫尾巴。”

“他妈的，松堡地处胶济要线，流动人口多，就是案子多。前朱杀人案详细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不知道？”郑务聚问。

“那时你正和市里几个领导在以色列考查农业现代化，前朱村一个10岁的孩子用弹弓打树上的鸟，一个老头在树下站着，老头以为那小孩用弹弓打他，赶紧后仰躲避，没想到头碰在柳树上长出的一个瘤子，死了。他三个儿子不算完，非要20万赔偿，最后派出所和司法所做工作赔偿5万元，并要小孩披麻戴孝、父亲抬棺为老人出殡。本以为事情算完了，没想到他妈的，怎么也没想到，那三个儿子做了怎么也想不到的蠢事，真是混蛋愚昧！派出所作证签好协议后，第二天孩子突然不见了，村沟河边、山上树林都没找着，只好孩子父亲一人陪着三个儿子出殡。出殡路上，孩子父亲想着失踪的孩子悲痛欲绝，石头绊脚一个趔趄，棺材掉地上，跌开了棺材盖，让人大吃一惊的是那孩子的脑袋和四肢竟然被五个大钉子牢牢地钉在棺材盖上。人群大哗，四处乱跑，那三个儿子逃跑路上，被前来的刑警击毙一个，跑了两个，这不，昨晚在离胶州不远的一个柴火垛里抓住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