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第4/15页）

走出古屋，正是出于对故乡的这种奇怪的、消极的和没有欢乐的眷恋之情，我才来到山姆大叔的砖砌大厦里供职，虽然我蛮可以或者最好到别的地方去求职。我在劫难逃。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也不是第二次逃脱了——仿佛我就要永远逃脱了——可是，就像那枚仍处于流通中的坏了的半便士一样，我又回来了；或者，好像塞勒姆对于我来说是无法规避的宇宙中心似的。因此，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我口袋里揣着总统的委任书，登上那段花岗岩台阶，以海关稽查官的身份，被介绍给海关的那群先生们——他们将在我责任重大和任务繁重的任职期间协助我工作。我很怀疑——或者换个说法，我一点也不怀疑——美国的公务员，无论是文职或是武官，都像我一祥，指挥着这样一批德高望重的老族长。当我打量他们时，对于哪位是最老的居民，我马上就心中有数了。在这个时代之前的二十多年里，海关征收员的独立地位使塞勒姆海关置身于动荡变迁的政治旋涡之外。一旦被卷入这种旋涡，这一职位就岌岌可危了。有一个士兵——新英格兰最杰出的士兵，因为在作战时表现英勇而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他一直在连续的几任政府中任职，历届政府的英明和公正使他的地位得以稳固。因此，在许多面临危难和人心动摇的时刻，他一直是其部属的安全保障。米勒将军是一位激进的保守党人。他具有仁慈的天性，而且这种品性一般不会受到影响。他非常喜欢熟悉的面孔，很不愿意进行变革，哪怕这种变革会毫无疑问地带来进步。因此，我一接管我的部门，就发现那里的人几乎都是老头。他们大多数是年迈的船长，在经历过各大洋的浪涛的颠簸和坚强地面对人生中的狂风暴雨之后，终于漂泊到这个风平浪静的角落。除了总统选举带来的周期性的恐惧之外，这里很少受到外界的打扰，可以说，他们每个人都在这个角落里获得了新生。虽然他们也免不了和他们的同胞一样会年老体衰，然而他们显然有不使死亡逼近的某种法宝。我确信他们当中有两三个人患有痛风病或风湿病，甚至卧床不起，一年中的大半年时间都不会在海关露面；但是，当死气沉沉的冬天过去之后，他们又会悄悄地走出来享受五六月份的和煦的阳光，懒洋洋地着手干他们的所谓的本职工作。然后他们在高兴和方便的时候，又再次卧榻不起了。有人指控我，说我缩短了不止一个可敬的共和国公仆——公务员的寿命。对于这种指控，我甘愿认罪。因为根据我的提议，他们被允许离开艰苦的工作去安心地休养。没过多久——仿佛他们唯一的生活原则一直是热心为国效劳似的，对于这点，我确实相信——他们便隐退到另一个更好的世界去了。正是因为我的干预，他们才有了足够多的时间对他们的邪恶和腐败行径进行忏悔，这对我来说是种莫大的安慰。事实上，据说每个海关关务员都会涉嫌营私舞弊。海关的前门和后门都没有通往天堂的道路。

我手下绝大多数的官员是辉格党党员。我这位新来的海关稽查官不是一名政客，而且，虽然我原则上是一名忠实的民主党党员，但我既不接受也不赞成任何政治服务。这对他们那种“神圣”的兄弟关系而言倒是幸运的。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把一个活跃的政客安插在这个有影响力的职位上，承担起抵制辉格党出身的海关征收员的任务——这是易如反掌的事，因为这个征收员病魔缠身，无法亲自主持工作——那么在这位赶尽杀绝的天使登上海关台阶的一个月之内，这群老家伙中就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继续在这里待下去了。根据公认的准则，将那些白发苍苍的老头一个个地裁员，对一个政客而言这简直可以说是恪尽职守。显而易见，这些老家伙担心我会有此类鲁莽的举动。他们一看到我就露出一副惶恐的样子。那张饱经半个世纪风霜的布满深深的皱纹的面孔，一见到我这个绝无害人之心的人，就一下子变得神色黯淡了。有一两位在跟我讲话时，我能觉察出那战战兢兢的声音——而在往昔，这声音足以盖过扩音器，其声嘶力竭的程度也足以将北风之神[11]吓得不敢作声——看到这一切，我感到很痛心，同时也感到好笑。他们这些杰出的老人也知道，根据常规，同时也考虑到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被自己的低办事效率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应该把位子让给在政治上更正统，比他们更适合为我们共同的山姆大叔政府效劳的年轻人。我自己也晓得这一点，但是我不忍心照此办理。因此，他们在我任职期间，继续在各码头走动，在海关大厦的台阶上上上下下。我自己的声誉因此丧失，也活该丧失，同时，作为公务员，我的良心也受到损害。于是他们照常花很多时间将椅子斜靠在墙上，在他们惯常待的角落里打盹。他们上午会醒来一两回，千遍万遍地讲着老掉牙的航海故事和发了霉的笑话，以此来互相烦扰。这些故事和笑话已成了他们之间的口令和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