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喊叫大厅 1984—1991（第3/19页）

事实上，一九七八年的冬末，有两件事情彻底改变了我们在巴里的生活。一件是我的出生，那天夜里我父亲开车飞驰回那不勒斯，赶到娜娜准备生产的医院，在接连不断的痛苦喊叫中，我母亲凭直觉喊出了我的星座：“马尔切罗是双鱼座！上升星座是双子！”另外一件则是一封迟到的电报信，银行总部的人事管理部接受了我父亲的回调申请。

那封信被压在巴里分行经理卡塔尔多·罗洛的办公室抽屉里大约一周的时间，虽然大家都能猜到信里的内容，但没有人在意这件事并去通知爱德华多，因为就在那几天整个意大利陷入了混乱。

我父亲认为，除了可怜的阿尔多·莫罗[6]之外，唯一可能要为这场动乱付出代价的人是他自己。他也清楚这样抬高自己有些夸张，因为毕竟和莫罗不同，没有人绑架和折磨他。然而，如果历史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国家继续动乱下去，如果恐怖分子最后赢了，罢工仍然继续，谁能说清楚那封电报信最终会落得什么下场呢？

政治专家们预计整个动乱事件很快就会结束，无论天主教民主党的秘书长最终命运如何，整个国家都将会在短时间内恢复正常，所以民众们都放松了下来，对事态的发展也只是敷衍地关注一下。就是这样，在那不勒斯银行巴里分行历史上某个毫不重要的经理，打开了他的办公室里某个毫不重要的抽屉。

整整五十四天里，周五除外的每一个下午，我父亲在办公室和相隔三百米的位于阿巴特·吉玛街的公寓之间来回奔波，那时候他还在忙着申请回调那不勒斯；他会打开收音机，时刻关注着可怜的阿尔多·莫罗的处境，当然还有他自己的处境。整整五十四个下午，他哭泣过也绝望过，有时候会看到希望，但随之而来的是加倍的失望。终于在第五十五天早上，疯狂的电话铃声停止了，染了头发的秘书从经理办公室走出来向大家宣布，在一辆雷诺4的后备厢里发现了莫罗的尸体。

在这次丑陋的动乱事件中，我父亲毫无疑问是支持国家的，然而当这场悲剧结束，他自己却感到如释重负，并试图去理解那些扣动扳机杀死阿尔多·莫罗的恐怖分子，他们所做的事情对于他自己，对于整个意大利来说也许是一个合理的命运。

至少他相信是这样的，直到罗洛把他叫到经理办公室里。我父亲戴着一条鲜红色的领带，却无精打采面如死灰，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秩序仍旧一片混乱，他觉得申请回调也彻底没希望了。

“你这样看着我是没用的。”经理说道，深吸了一口萨维内利磨砂烟斗，那是他的圣诞礼物，“我知道现在整个社会都乱作一团，这栋楼里也一样，但我不是负责管理秩序的那个人。”他伸手打开办公桌的一个抽屉，掏出那封总部经理签过字的电报信，“刚刚从那不勒斯传来的消息，所有在三月十六日之前提出的申请回调都被冻结了。”他摊开了双手，一脸忧伤，“现在我们只能祈祷那些可恶的红色恐怖分子早点被抓起来……”

那天晚上，我父亲把自己锁在卧室里，跪在圣尼古拉的雕像前祈祷，那雕像是他刚搬进这里时在厕所里发现的。他的三个室友都是那不勒斯人，都是像他一样在等待回调的银行员工，他们邀请他一起去巴里古城吃生海鲜，他以发烧为借口拒绝了。当整个公寓里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拿起电话，拨出号码，等待着。

“喂？”我母亲在电话的另一头。

“喂，安娜。”我父亲开始说道，“你先坐下，认真听我说。”

他能感觉到我母亲的心跳在加速，只有在不好的事情发生时，他才会叫她的全名。“明天就打包行李吧，让孩子也准备好，晚上我过去接你们。”这么多年来他内心所积聚的愤怒在说出这句话后都消融了。“不要担心。”他继续说道，“我现在能挣到不少钱，我们会找到属于我们的新家。城市不大，但让人感到亲切，人们都很和善。而你的占星学知识，会让你毫不费力地交到新朋友，你还将发现，那儿是一个孩子成长最理想的地方……”

挂上电话之后，爱德华多抬起头，目光盯着那面无表情的圣尼古拉石膏雕像，白色的胡子，黄色的主教冠，右手捧着一本福音书，左手握着三颗金色的球。他伸出双手捏住雕像的头，用力挤压，接着提起整个雕像，用力向墙上甩去，撒落一地的碎片。

03

我们搬到那不勒斯差不多两个月了，而在那一天发生的事情，将永远改变我们家和利奥家之间的关系。

一段时间以来，我母亲每个月会在工人协会的期刊上发表专栏，名叫《安娜的占星学》。而我们家更像是一个占星的大舞台，我母亲在这里模拟着太阳、月亮以及不停穿梭的天体之间的关系。占星学是连接着我们家和现实世界的唯一纽带，不管在任何环境里，总会有人想要通过占星预知未来，尤其是那些穿着皮衣的年老妇女和伤透了心的年轻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