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喊叫大厅 1984—1991（第4/19页）

通过银行里一个工会领导人的介绍，我母亲接触到了工人协会期刊的负责人，经过几个星期的周旋，她才争取到了这个专栏，写一些类似“你将会参与一笔意外的经济交易”或者“你将会遇到一个特别的人”这样的内容。对于一份没有人看的杂志，编辑也不关心为什么巨蟹座的人，比如我父亲，会有更顺利的职业生涯。不能提及感情，最好不要让一个男人突然心血来潮，也不能提及身材体形，她的爱德华多现在这样就很帅气，只谈工作和金钱就足够了。再说，如果有什么想知道的他会主动提问。

“接下来几天我的运势如何，娜娜？”

“不好。你正受到木星不和谐运转的影响。”

“下个星期有一场国库券拍卖会，我挺感兴趣。”

“最好再等等。很快就是火星和金星双星伴月了。”

那是秋天里的一个星期二，我母亲像往常一样用打字机写下了这个月的占星专栏，来到杂志社交稿。总经理乔治正等着她，迫不及待地要跟她分享一个新点子：去采访银行里所有员工的妻子，让她们谈一谈她们自己每天所生活的街区街道，记录下来。我母亲也被要求投入一个星期的时间亲自观察周围街区街道的状况，写下自己的想法。

接下来的几天我母亲充满了干劲。在回到那不勒斯之后，这是她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小窝去尝试融入街区的生活。整整一个星期她都在街区里转悠着，俨然是一副视察者的姿态，到了最后一晚，她甚至让我父亲做晚饭并哄我入睡。那一夜，她坐在厨房里对着她的奥利维蒂打字机工作着，次日，一篇长长的报告文章便诞生了。文中激烈地批评了那些缺乏装饰的街道，从没有什么名气的街角一直批评到卡波迪蒙特公园，这个公园曾是国王夏天的度假地，而如今则沦落为一个公共垃圾场——

相比其他任何事情，我最想重点强调的是，虽然地震已经过去四年了，但灾民们仍然生活在那些破烂的棚子里，缺少各种服务设施，他们被所有人遗忘了，尤其是被政府机构遗忘了。

这份报告文章里对于民生的关注以对当权者的强烈谴责而收尾，而坐在工人协会办公室里落满灰尘的写字桌后面的乔治，将其定义为帕索里尼式的文字，尽管我母亲承认她并不了解这位来自弗留利大区的作家。“说实话，”她补充道，“我没有读过这个帕索里尼的半行文字。”

几天后，这份期刊被送到整个意大利半岛的所有银行分行。送来祝贺的电话接踵而至响个不停。包括这是一篇“有分量”的文章，具有“深刻的社会价值”等等赞誉。我母亲的成功也在父亲的同事之间传开，甚至我父亲回调后所属的流动小组副负责人，也向她发了一条信息：我们对政府的疏忽大意表示震惊，您的文章是一次里程碑式的贡献。

我父亲为他妻子的成功感到骄傲。所有能在同事面前展现优雅的事都让他感到开心得意，但很快他便不再关心这件事情，而重新专注于他的信息数据管理工作。自从有了远距离视频这项新技术之后，他便可以在办公室里远程监控这只或者那只股票的状况。菲亚特、忠利、意大利航空、中期银行，如果一个公司名字的旁边是加号他就会开心，如果是减号他就会伤心。但并不总是这样——有时候减号让他开心，加号则让他伤心。

与此同时，我也交了一个新朋友，他叫达尼艾尔，是艾达老师的儿子。每当缺少代课老师的时候，学校为了避免去寻找临时的老师，就让我们在课堂上两两组队，自己打发时间。年纪大一些的学生要负责照看年纪小的。和我配对的就是小达尼艾尔，他总是特别信任我。

尽管只有四岁，但他不会像其他同龄的小毛孩那样哭闹不停。我们在一起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玩拍卡片游戏，那是些带有足球运动员的卡片，或者一起欺负他的斯普莫内——一个布料洋娃娃，那个年代很流行的一款。他总是和他的娃娃形影不离，同学们便开始取笑他，叫他男洋娃娃，小达尼艾尔·男洋娃娃。其他人对他并不友好，因为他不和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但对我来说，他还是挺讨人喜欢的。

在圣诞假期刚过的某一天，天气特别好，但我的游戏伙伴却突然消失了。他的母亲艾达老师也消失了。校长告诉我们他们搬家去了北方，但没有说具体去了哪儿。

生活照旧进行，直到几个月后的某一天，电视上突然开始讨论一九八〇年的地震灾民，那些住在桥下破烂棚子里的，或者那些住在西班牙人街区废弃学校里的，尤其是那些住在卡波迪蒙特公园里的。卡波迪蒙特公园是整个城市最著名的遗迹之一，电视新闻里不停地重复着，这里曾是国王的公园，而如今则沦落为一个公共垃圾场。在电视画面里你能看到铲土机在疯狂地工作着，政府人员在疯狂地驱赶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