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帕慕克先生，这一切真的都在你身上发生过吗？（第4/5页）

细节的精确、明晰和美，细节描写在我们心中激发的感觉“不错，我们有过，完全如此”，以及文本在我们想像中呈现逼真场景的、激动人心的能力—这些素质让我们敬佩作家。我们还感到，这样的作家拥有表达感知的天赋，使之如同亲身经历一般，并且能够让我们相信虽只是其想像却一定曾亲自体验过的事情。让我们把这种幻象称为小说家的力量。我愿再次强调，这种力量是一种多么美妙的东西。并且，我还愿意再次强调，尽管我们在阅读小说时也许会暂时忘记小说家的存在，我们不会总是这样，因为我们总是会拿叙述的感知细节与我们自己的生活体验作比较，并且通过这种知识在我们的意识中描述比较的结果。我们阅读小说获得的根本快乐之一—如同安娜·卡列尼娜在火车上阅读小说的感觉—就是拿我们自己的生活与别人的生活作比较。即使在读那些看起来好像完全基于想像的小说时也是如此。历史小说、幻想小说、科幻小说、哲理小说、传奇故事，以及许多兼而有之的其他作品，与所谓的现实主义小说一样，实际上都以其成书时代的日常生活观察为基础。

一旦我们开始寻找小说复杂景观的深刻意义，从主人公的感知体验中获得快乐（以世界呈现给人物的方式，表现于人物的交谈和生活小细节），完全沉浸于小说的世界，我们可以忘记作家本人。实际上，在我们意识的一部分—那是使我们显得天真的部分—我们甚至能够忘记我们捧在手中阅读的小说是由某位作家构想并创作出来的。小说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当我们完全忘记作家存在之时，正是他在文本中绝对在场的时刻。这是因为当我们忘记作家的时候，我们相信虚构世界是实际存在的，是真实的世界；而且也因为我们相信作家的“镜子”（这是一个形容小说描写或“反映”现实的老式比喻）是一个自然的、完美的镜子。完美的镜子之类的事物当然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完美地符合我们期待的镜子。每一位决定阅读小说的读者都会根据自己的品位选择一面镜子。

当我说完美的镜子之类的事物是不存在的时候，我所指的不仅仅是风格的差异。现在，我们的话题是某种别的东西—使一切文学得以可能的东西。当我们打开窗帘放进阳光，当我们等待迟迟未到的电梯，当我们第一次进入某个房间，当我们刷牙，当我们听到雷声，当我们微笑面对我们憎恶的人，当我们在树荫下进入梦乡—我们的感知既类似又不同于他人的感知。相似之处让我们通过文学想像整个人类，也让我们设想一种世界文学— 一种世界小说。但是，每一位小说家都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去体验和描写他喝的咖啡、看的日出、自己的初恋。这些差异涵盖小说家的所有主人公。它们构成了小说家的风格与签名的基础。

“帕慕克先生，我看过所有你写的书。”在伊斯坦布尔有一次一位女士对我说。她大约是我姨妈的年纪，并且颇有一种姨妈的架势。“我对你非常了解，你不要奇怪。”我们的目光相遇了。一股罪恶感和难堪涌上我心头，我认为我理解她的意思。这位年长我一辈、见过世面的女士的话，我当时感到的难堪，她眼神的内涵，随时光流逝还留在我心里，我试图弄明白到底是什么让我心神不宁。

这位让我想起我姨妈的女士说“我知道你”，她并不是在声称她知道我的生活经历，我的家庭，我住在什么地方，我上过的学校，我写过的小说或者我承受过的政治磨难。她并不知道我的私人生活、我的个人习惯，或者我的本性和世界观，这些都是我在《伊斯坦布尔》一书中想尽力与我土生土长的城市相联系而表达的东西。这位年长的女士并没有将我的故事与我小说人物的故事混淆。她似乎在谈论某种更深刻、更密切、更隐秘的东西。我觉得我是理解她的。使得这位颇有洞见的姨妈十分熟悉我的东西就是我的感知体验，我将之无意识地纳入了我所有的书中，我所有的人物之中。我把个人体验投射到我的人物身上：当我呼吸雨水浸湿的土地的气息，当我在一家闹哄哄的饭店喝醉酒，当我在父亲死后摩挲他的假牙，当我后悔不应坠入爱河，当我因为撒了一个无伤大雅的谎言而脱身，当我在政府部门办公室前排队，手中的文件被汗水沾湿，当我看到孩子们在街上踢足球，当我理完头发，当我看到伊斯坦布尔的杂货摊上悬挂的帕夏肖像和水果，当我考驾照没能通过，当夏末所有人都离开避暑胜地我感到悲伤，当我到某人家中长谈结束之后尽管时间已晚我也不想起身离开，当我坐在医生家的客厅里关掉唠叨的电视，当我碰到一位服兵役的老友，或者当一次开心的谈话之中突然出现冷场，这些时候我的感受如何。如果我的读者认为我的小说主人公的冒险经历在我身上也发生过，我绝不会感到尴尬，因为我知道并非如此。除此之外，我还有三个世纪的小说和虚构理论的支持，可用来抵挡这些对号入座的主张，保护我自己。并且我清楚知道小说理论的存在可以保护并保持想像对现实的独立性。但是当一位聪明的读者告诉我，她在小说的细节中感到了真实生活的体验，“如同我自己的经历”，我会感到尴尬，就像某人坦白了自己灵魂中隐秘的东西，就像某人写的忏悔书被他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