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周年纪念版序言（第8/13页）

可是，1986年的感恩节前，我并没有收到她的建议，直到圣诞节都没有。

我继续拿着一半的薪水干着全天的活儿，望眼欲穿地等着。

直到1987年的复活节，她的修改建议都不见踪影。四月过去了，五月上旬也过去了。我仍在等待。

就在正常学年就快结束的时候（这一学年，我只拿了一半的薪水，但几乎干完了全部工作），我的编辑的信件终于雪片般飞来（那时候还没有电子邮件这种东西）。

她兑现了承诺——她的信写了很多页，全是单倍行距。第一份修改建议信长达十六页。

但我几乎无法理解她的修改建议。它们是相互矛盾的。我很快就明白，她的主要意图是，《魔鬼在你身后》必须大幅缩减字数，我当然知道出版商提出这种要求的原因。这本书太长了，很不适合出版。不过，我大概就在那时同罗伯特·里克·麦卡蒙谈了谈——他的畅销恐怖小说《天鹅之歌》也是大部头——里克说，一本书只要上了五百页，其单位成本就会降下来。他说出版商只是习惯性地对大部头持谨慎态度，除非是斯蒂芬·金写的（就连金，出版商也让他把《末日逼近》删了六万字）。

不管怎样，我硬着头皮开始删改《魔鬼在你身后》，同时尽量完整地保留本书的灵魂。但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这边还没改完，她那边又寄来了二十页的修改。这一次，我的编辑告诉我：“删掉大屠杀的情节。这同故事核心没有关系，只会拖慢情节。”

同故事核心没有关系？

在我看来，大屠杀这部分就是小说的核心。

自从高中以来，我就对大屠杀倍感兴趣——就算说“着迷”也并不过分。读大学的时候，我曾查阅德语文献，对特别行动队进行了独立研究。这支队伍的大部分成员是前警察、公务员，甚至还有教师，负责对东线的犹太人进行集体枪决。

现代发达国家的一群文明程度应该最高的人，为什么会变得如此野蛮残暴？

德国将现代工业国家的力量同行政和技术手段结合起来，用于达到种族灭绝的目的，这就是大屠杀。在我看来，大屠杀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对邪恶的登峰造极的崇拜。毫无疑问，大屠杀是二十世纪最惨痛的历史教训。

它也是《魔鬼在你身后》的内涵、血肉和灵魂。“删掉它。”我对编辑解释的时候，她斩钉截铁地说。

那年夏天，我都在改写、删减《魔鬼在你身后》，在不伤害或阉割小说精华的前提下平衡编辑的出版要求和我的创作理念。但无论我怎么做，我的编辑都不满意。苦苦挣扎九个月后，我感觉自己落入了一张越缩越紧的蜘蛛网中。

编辑的修改建议纷至沓来。

到1987年夏天，我收到的最新修改建议是：“分成两本书重写。”

但我做不到这一点。分拆为上下册的做法会显得太做作，就像我之前看过的那种古老的星期六系列电影，总是故意留一个所谓的悬念。我做不出这样的事。

1987年夏天结束的时候，我的职业生涯遭遇了新的转折。为了表示“所有的教师都是可以交换岗位的”“不需要天才来教育天才儿童”，校区管理者宣布，他们将把APEX项目的设计者/课程编写者/协调者/教师调回针对普通学生的教学中，然后随机挑选他们的继任者。

我热爱教学。我也热爱针对普通学生的教学。但我知道一个校区管理者不知道的小秘密：教育天才儿童（以及为他们编写合适的课程）确实需要天才。APEX是我当时从事过的最富创造性和最成功的项目，而一旦那些没有能力或意愿为APEX项目奉献时间和创造力的老师接手负责，这个项目的生命力就终止了。

于是，卡伦和我做出了我们生命中也许是最危险也最大胆的决定：我将辞去教职，全职写作。不错，和一年前一样，《魔鬼在你身后》依然没有被出版商接纳，那六千五百美元也依然是镜花水月。而且，为了取悦我那难以取悦的编辑，我不得不经常重写，从而无法着手创作别的长篇小说，甚至连写短篇小说的机会也少得可怜。但如果我全职写作的话……

这是个疯狂的决定。但我们还是迈出了这一步。那年秋天，自从1953年去上幼儿园之后，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在九月去学校。实事求是地说，与学校的分别让我的心灵备受创伤。

时间进入九月和十月，我依然在等待明确的修改指示。我渐渐意识到，我的新出版商对《魔鬼在你身后》根本就没有兴趣。他们没有将其列入出版计划，没有支付预付金，他们只是将其作为欠他们债的破产了的短命出版社的一份资产接收过来。我的那位在过去十四个月里寄来如此之多（无法理解、无从着手的）单倍行距修改信的编辑也对《魔鬼在你身后》没有多少兴趣。她的工作是重塑整个恐怖小说行业，将她的出版社打造成这个行业的杰出承包商，而不是“修改”由名不见经传的作家创作的这部冗长而凌乱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