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费里尼[1]文章有感（第10/11页）

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他：从他那一年三百六十五套长袍中，特殊服装商为他挑选了合适的一套——暗黄色真丝面料的外套。一顶皱巴巴的伦敦帽戴在头上，低低地压在眉毛上。他的行动非常从容谨慎，他没有抬高嗓门，听上去非常冷静，很像一个谦虚的小店主人，他一边听别人说话一边在小本子上记笔记，他的每一个随从都在记笔记。这个小老板似乎特别注意那些专家对他说的话，按照那天事先的安排，他一言不发地听他们汇报。在一群慌乱的人中，他看上去像是其中唯一正常的人，唯一一个戴着正常面具的人。专家们近乎歇斯底里的溜须拍马和小丑略带疲倦的平静表现形成了可悲而可怕的对比。

旁观者的迷乱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很快，他意识到了一个事实，小丑破坏了他的生活，毒害了他的日子，他的，还有所有人的——这个可怜的流浪者，这个下流的煽动家！他的白色面具——和他的头盖骨一样苍白。这么多年被一个小丑奴役着，难道不可悲吗？这难道不是全人类的痛苦吗？

在某个瞬间，旁观者心中感到一种傲视这场闹剧的优越感，感觉自己变得崇高起来——他成为一个贵族：他，一个弃儿，“艺术家”，已经知道他要在别的地方安营扎寨，远远地离开这个浸透了鲜血的舞台。（“他不能说：‘我要等到暴君被推翻的那一天！’因为那也许需要等上十年，而这期间他的创作力却日渐衰退。”）

这最后的对峙只持续了一秒钟，然后他抖落了满身的疲倦，仿佛要把那曾经侵入到他身体中每一根纤维的毒物彻底清除掉。

无法逆转的时间，时间无法带回我们想要的一切：房子、书籍、放弃了的工程或是失去了的朋友。

邪恶难道会依附在如此可怜可笑的人身上？地狱的印记难道就表现在这些可笑的（甚至可怕的）哑剧中？

他不值得我们诅咒！他一无是处，他将死无葬身之处——这是对这场可怕灾难的总结。

他的漫画在这个国家的每一面墙上笑着，这是一个曾经充满希望的国家，生命的希望，不论是好是坏，总算还有生命：青春的光彩、衰落的悲伤、爱情的陶醉、叛逆的梦想，还有痛苦的失望。变好还是变坏？也许这个国家从来没有自由，但它是在这个恶魔出现之后才变成地狱的，在他导演的狂欢节中，人们美化着未来，庆祝着死亡。他渺小而苍白，这个小丑，这个渺小的白老鼠，瘟疫的传播者，一无是处的死人骷髅。

那儿的生活里总是充满等待，永远在准备面对未知的不断被推延的东西，这是傻瓜奥古斯特在昨天之前一直过的生活，永远充满悬念的生活。现在，这一切已经被他抛在身后，远远地抛在了身后，但是它曾经像无法愈合的伤口一样伴随着他，伴随着他的每一个脚步。曾经有人说过：“生活的道路就像一把锋利的刀：一边是地狱，另一边也是地狱，生活的道路从它们中间穿过。”

等待流浪者的是什么？是在空地上翻筋斗，还是又一个化装舞会的麻木不仁？或是失落的陌生人在陌生人中间的孤独和脆弱？那些孩子老人珍藏在心，诗人视为至高无上的字眼：自由、良心、尊严、勇敢和牺牲呢？它们只能成为墓碑上的装饰。

“诗人的孤独——什么是诗人的孤独？”这是一群喜欢格言和妙语的作家在战后最初的几年里写在一份问卷中的问题。

“是没有被宣布的马戏团常规。”这是四十年前年轻的诗人策兰在流亡到西方前所做的回答。

于巴德学院

1989年夏

[1]意大利著名电影艺术家，曾五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他与英格玛·伯格曼、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并称为世界现代艺术电影的“圣三位一体”，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洲艺术电影难以逾越的最高峰。费里尼更是以他强烈的个人标记——“费里尼风格”，引导了战后意大利的精神进程。——中译者注

[2]德裔法籍画家，欧洲抽象表现主义创始人。——中译者注

[3]德国小说家和散文家，是德国20世纪最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和人道主义者，192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中译者注

[4]意大利著名导演，是20世纪40年代兴起的意大利新写实主义（Neorealism）的先驱。——中译者注

[5]意大利著名记者。——中译者注

[6]虽然前面几段里的材料在齐奥塞斯库统治的最后几年里对于罗马尼亚人来说已是家喻户晓，但据我所知，这些内容真正公开发表是在1989年或1990年后。可参看约翰·斯威尼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的生活和罪恶岁月》（伦敦：哈金森，1991）和伊茨凡·瓦哈基在德国《时代周报》上的文章（199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