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费里尼[1]文章有感（第8/11页）

恐怖状态下的生存会扭曲你的理解和感受力，经常让你做出危险而牵强的联想。不论过了多久，离得多远，你都无法让自己摆脱那种黑色的记忆。

1988年的夏天，在华盛顿，我目睹了总统大选的好戏，这让我想起了“那里”的小丑。演员当总统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又有其他的新“演员”来竞选总统。这种幼稚而庸俗的竞争只会让流亡的奥古斯特心里对人类产生非常悲观的看法。任何来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人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摆脱对“另一种”乌托邦的幻想。虽然种种失望和不如意让人烦恼，虽然新的副总统奎尔奇怪地让我联想到20世纪50年代地方小镇上信仰斯大林主义的文书而不是上镜的罗伯特·雷福德[10]，我的恐惧仍然停留在很远的那个地方。

只有在那里，费里尼的文章才会让我产生那种孩子般的幸灾乐祸。即使我透过费里尼的视线审视美国的竞选，我心里想的仍然是很远的那个地方。这也许是因为容格尔的话只适用于民主制度，不论是老的还是新的，在民主制度里，你仍然可以选择不去理睬那些政治闹剧，或者至少不让它们占据你生活的中心。但是，如果荒谬控制了人们的生活，永无休止地折磨着每个人，缓慢而无情地摧残着他们，那么容格尔的话就无法适用了。荒谬的不仅仅是“其他”，而是全部，你无法忽视它，因为它不放过你。

民主国家里的自由选举并不能让人变得乐观，在观看竞选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美国联邦调查局关于查理·卓别林的调查材料。这些材料有1900页长，时间跨度从1922年到1978年（延伸到他去世后的一年），其中的荒诞不经让任何滑稽舞都望尘莫及。但是，看着美国总统大选中出现的种种肤浅可笑的插曲，我想到的只是我们那位民族小丑天下无双的嘴脸。

独裁者和被压迫者是不是真的在各个方面水火不容，或者他们之间其实存在一种无意识的相互促进？劳动营和极权统治是否只在一个社会被扭曲、被窒息之后才会出现？独裁者仅仅是人民的敌人，或者也是他们创造的产物？

“据说，著名的白脸小丑安托尼在舞台之外从来不和他的奥古斯特——贝比说话。”费里尼这样写道。小丑疯狂报复着那些无名百姓（他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当他的权威得不到尊重时他会对他们大发雷霆。我们的民族小丑是怎么对待他女儿平淡无奇的恋爱的？他又是怎么（多么可耻啊！）对待他儿子和一个犹太女人的婚姻的？没有人向那个大胆的男孩解释新婚姻法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他们直接把离婚判决寄给了他。

莫非独裁者也是一种艺术家，痴迷于做不可能成功的事？我们能否把卡里古拉[11]这样病态疯狂的人称为诗人，仅仅因为他把自己最钟爱的马推上了内阁的位置？那极度病态的人是否窥见了所有诗歌希冀到达的那无可言状的遥远世界？暴君是否就是乌托邦世界里的骑士？

两面性存在于每个人身上，诗人和领导者也不例外，虽然后者很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我电影中的火车站站长是一个白脸小丑，于是我们所有的人就变成了奥古斯特。一站在白脸小丑面前，你就会情不自禁地进入奥古斯特的角色。”费里尼这样告诉我们，他紧接着又补充道：“但只有一个更为邪恶的小丑出现时，比如说法西斯，当他强迫我们报以久经训练的敬礼，才能把我们变成白脸小丑。”

最后，作者试图定义自己在马戏团世界里的位置：“如果我把自己想象成小丑，我会发现自己是傻瓜奥古斯特。”在真实的世界里，对自己的生存状态缺乏明确的定义是一件危险的事，费里尼接着说：“是的，我认为自己是傻瓜奥古斯特，但我同时也是白脸小丑。”最后他用一句话作为总结：“也许我是马戏团的指挥，是治疗精神病而最后也发了疯的医生。”一个局外人、一个流浪者、一个忧郁的梦幻者、一个坚定不移的探索者、一个犹豫不决的小丑、一个钻进牛角尖不知道如何出来的人。

难道对于现实的幻想会比现实更为真实？艺术家经历了种种人物的情感跌宕和是非对错，他可以“分配”给他们不同的灾难，也可以照亮他们难以脱身的深渊。在这些人物之外，他不应该忘记独裁者这一角色。孩子们中间有独裁者，专制的幼儿园老师中有独裁者，已婚夫妻、未婚的情侣、父母、祖父母、同事和雇工中都有独裁者。最显而易见的是，他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操纵着整个国家、整个世界。他对此全然不知，他只是自然母亲生出的一个怪胎。不管你是否觉得奇怪，但确实只有艺术可以把这可怕、真实、周期出现的自然灾害变得可信又神秘。（阿尔弗雷德·雅里[12]临终前讲的话证明了作家和他创作的人物可以合二为一：“乌布爸爸现在要睡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