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费里尼[1]文章有感（第6/11页）

“要做一个自由人，不为任何问题困扰，不要做一个追随拙劣小丑的小丑。”在小丑的生日前后，一个朋友在给我的信中这样写道。那个朋友在信封里附了一大叠歌颂这一盛事的剪报。每年，为了庆祝他的生日这个国家都会组织盛大的活动，那种盛况既庄严又庸俗，就连那些组成千米长“人链”维持秩序，以防快乐人群拥挤失控的警察也忍不住在窃笑。

对于我来说，这种丑恶的狂欢节早已是过眼云烟，我来到了柏林墙另一边的西柏林，一个会让我联想到滑稽和残暴的城市。

我看着那一堆报纸，它们好像是印在卫生纸上一样，一翻就会撕破。油墨弄得我的手指满是红色、绿色和黑色的污渍。那些文章简直难以卒读：永无休止的重复，套话一句接一句，无聊得让人窒息。所有那些生活在恐怖之中，语言被严重扭曲的日子，所有那些精神折磨和噩梦，再一次翻腾起我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旧恨。

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我经历了一个痛苦的恢复期。那时我看到一本令人厌恶但颇为有用的畅销书，它真是满足西方媒体猎奇心理的天赐之物。说它令人厌恶是因为它的内容（关于我们有口吃毛病的独裁者）和它的作者（一个曾经掌控着独裁者秘密政策的将军，现在已经效忠于“自由”和新的主人）。说它有用是因为这个作者为人们描绘了一幅新贵们的百丑图，揭露了这些庸俗、卑鄙而阴险的马戏团小丑如何篡夺权力，如何用手中的权力将其庸才和卑鄙发挥到极致：他们用犹太人和德国人来换取可兑换货币，还美其名曰“家庭团圆”；满世界的间谍和假情报；与阿拉伯恐怖分子和克格勃的密切交往；种种让我们的“领袖”头疼的事情——比如，在他访问纽约期间，美国当局没有听从他的让“官方”禁止示威游行的要求，还比如，他最忠诚的仆人背叛了他，再比如，他第一次见到新的美国大使，发现是个黑人时歇斯底里地发作。在书中，我也看到了他那个有着很多荣誉头衔的老婆的坏脾气，如果他们的总管忘记了从巴黎或伦敦订购特制的毛巾，她会大发雷霆。我还发现了她的一个极富刺激的“爱好”，那就是观看国家上层人物通奸的电影，这些都是安全部门的专家为了满足她这个特殊爱好秘密拍摄的。

在这段处于地狱和炼狱（暴政和流亡）之间的时期，我在一本巴黎的杂志上看到恩斯特·容格尔[9]写给朱莉安·赫维尔的几句话：“艺术家应专心于他的绘画、诗歌和雕塑，其他的一切都是荒谬的，所以我从不批评那些从暴君那里得到好处的艺术家。他不能说：‘我要等到暴君被推翻的那一天！’因为那也许需要等上十年，而这期间他的创作力却日渐衰退。”

我同意“其他的一切都是荒谬的”，但是，其他的一切不仅荒谬，而且更是恐怖的，生活中一切正常的东西都被摧毁，人们每天面临肉体和精神双重死亡的危险。我们无法从“其他的一切”中逃脱出来，因为那“其他的一切”已经变成了无所不在的所有，可怕而且荒唐，压抑得让人窒息。

追随拙劣小丑的小丑？我一直在努力躲开那魔鬼的面具和陷阱。我从来不会向他邀宠，也不会给他一句赞美的话。我冷漠地盯着那些无聊报纸上的无聊文章。突然，我想到了费里尼的“大胆的扬声器”：“奥古斯特这样的扬声器，拒绝传送白脸小丑的声音。”

所有不诚实的报纸都在用他们不变的语气毒害着我们的生活，所有的扬声器都在传送着相同的曲调：如果，有一天，他们激起了反抗，如果，他们找到了报复或嘲笑的方法——更改密码的次序，曲解某个句子，从他的伟大头衔中漏掉一个字母，或是让他经过精心加工的照片上出现一个污渍……在适当的时候，“大胆的扬声器”想方设法利用插科打诨来奚落暴君：“它包围着他、讥讽着他，它嘲笑白脸小丑说出的每一个字。这是一种交际方式的反叛——在法西斯统治的岁月里，用咆哮和更改过的新闻来对抗扬声器被迫传送的无稽之谈。”不仅仅是那个时候，我们这一代也有自己的白脸小丑，而且每个人都是他的奥古斯特。

我拒绝效劳于我们的暴君小丑，不是因为我鄙视他的恩宠，而是因为我想最大限度地忽视他。在最初那些动荡而混乱的日子里，也许只是“荒谬的其他”，然而，恐怖愈演愈烈，像雪崩一样积聚着力量，最后吞噬了它途经的一切。即使这样，即使它像一只不知疲倦的巨大章鱼一样排出太多让我们窒息的污物，我也努力不让自己去恨他，因为恨他实在是太抬举他。既然大家都恨他，都希望他死掉，那就没有什么可做了。